材料一   

材料二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郡行政长官称守，掌一郡行政等事务。设郡尉负责军事。郡下设县，县行政长官称县令。每年岁末。郡守派遣官吏赴京师上计，向中央呈交记录本郡情况的计簿。朝廷据此行赏罚。县则在郡上计前，向郡守呈交县计簿。中央派监御史监察郡政，纠举弹劾有罪过的官吏。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   《隋书地理志》说：“汉高祖……矫秦县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节，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我将我享（祭献）,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保佑）之。仪式刑（效法）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诗经·周颂·我将》

材料三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商代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掺沙子”而形成的。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采取宗族殖民的方式，受命征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蛮夷”，形成“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据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等

材料二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郡行政长官称守，掌一郡行政等事务。设郡尉负责军事。郡下设县，县行政长官称县令。每年岁末郡守派遣官吏赴京师上计，向中央呈交记录本郡情况的计簿，朝廷据此行赏罚。县则在郡上计前，向郡守呈交县计簿。中央派监御史监察郡政，纠举弹劾有罪过的官吏。

——据《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等

材料三   

材料四   唐朝柳宗元说：“令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也认为：“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据柳宗元《封建论》等

材料一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二   东汉以后，强宗大族遍布各地，他们筑堡坞，置部曲，把持地方，操纵官吏，战乱时建立宗党武装，形成割据势力……两宋时期，宗族发展出现“千年土地八百主”的现象，“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高官大族也可能“家世零替”。如何整合族人、延续世系、复兴宗法，成为宋代士大夫面临的共同难题。随后，以建宗祠、置族田、修宗谱、定族规、立族长为主要特征的宗法家族制度得以全面复兴……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