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对其文明和文化的发展走势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中西方文明起源不同，但文明是平等的，在交流互鉴中融合发展始终是历史常态。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各自的社会基础和地缘优势，同样源远流长、影响至深。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始终是一个客观现象，文明之间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随着现代化的诞生，人类逐步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孕育的资本主义文明相比，表面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截然不同，其特定内涵与精神实质是资本主义文明所不可能具备的。

——摘编自杨增《《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材料一   《孟子》中讲：“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国定矣。”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荀子》说 ：“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材料二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由方伯”，诸侯国基本上已具有独立权。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军事竞争催生出国际间的战争规则和交往原则，并由此出现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关系，经常组织会盟活动，制定盟约作为诸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盟约具有国际司法和调节功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平等、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等原则。与此同时，儒家也力图将国际法纳入“礼”的范畴，构建和谐的“天下秩序”。

——据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等

材料二：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依托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而实现，主要适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推广至全球，将非西方国家置于它们单方确立的国际法之下。在这一进程中，主权平等原则得到承认，但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有限承认，如柏林会议商讨非洲国家的国际公约时，列强是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决定非洲国际事务，非洲国家却无从参与。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偏离了主权平等原则，这种单一性的话语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法的“国际”属性。

——据冯胜勇《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性反思》

材料三：国际法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母体，如今已逐渐为中国所接受、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从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国应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力求使自身的主张与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与理念，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据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