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商周三代到春秋前期，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分为两大部分：上层政治核心部分属于世官，底层社会治理则由乡举里选。虽然世官也有选拔，但其选拔限定在世袭贵族范围内。至春秋战国时期，选官制度随着时代的变革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功制和养士（门客）制渐成社会主流。
——摘编自孙录见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二 隋朝科举制是在继承察举制的基础之上开创的，虽然二者都有“举荐入仕”的过程，但科举则分秀才、进士、俊士、明经四科考察。唐朝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包括秀才、明经、明法、明算、进士等科，以明经（以经贴为主）、进士（以诗赋为主）两科为重。制举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形式、内容多为临时决定，主要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等科。平民和官员均可参加。至武则天时，又出现了殿试和武举。宋初，统治者不仅扩大了科举取士的人数，还实施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天子门生”渐成传统。宋神宗时，取消了明经等科，专试进士，并以时务策为主。此外，政府不仅对考官实行“锁宿”制度，还对试卷进行糊名、誊录处理。宋代对科举制的重视使天下学子趋之若鹜，各种官办、私办书院相继涌现，不仅推动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流派的出现，还引发了社会对书籍的巨大市场需求。
——摘编自李虎《科举制演变刍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选官制度的变化趋势，并简述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至宋朝科举制发展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
材料一：西周中期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烦琐化和王权的逐渐强化，几代周王对传统宗族政治有所突破，开始有意地破坏周初分封制下所确立的侯国与王室之间的宗法政治关系。周天子在对待封国方面不仅没有尽到庇护的责任，还肆意干涉封国内政，甚至动辄伐灭封国。血缘宗亲情感的淡化和宗法制度的衰弱在周王室那里开始显现。
——摘编自乔传宁《周秦时代政治变革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
材料二：春秋时期，宗族关系普遍存在并构成了各国政权的基础。各宗族内部仍实行基于血缘等级关系的宗法制度，并延续了传统宗法关系的若干特点。大宗要“保族宜家”，有责任禁止族人间的财产兼并和维系族人的平等权益。在宗族内部，宗子对族人拥有人身支配权。宗子的继承会受到卿大夫个人意志或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造成立庶、立爱、立弟等情形的产生与发展，但嫡长子继承制仍为常制。到春秋中后期，随着宗族内部小宗私有财产的积累和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一些小宗力图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桎梏，开始与其大宗对抗，并争夺权益，促使宗法体制走向瓦解。
——摘编自马卫东《春秋时期宗法制度的延续及其瓦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中后期周王破坏宗法政治的表现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春秋前期宗法制度延续的主要表现，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宗法制走向衰落的原因。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商族重视商业，其从事人数之众、经营范围之广，使商业较先商时期更为繁荣。《尚书·酒诰》记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说的是为人子者为奉养父母，不辞劳苦到远方去经商。在殷墟出土文物中，有渤海出产的鲸鱼骨、海贝和松绿石；有长江下游出产的水稻和印纹硬陶；有南方出产的象骨和龟甲；还有新疆出产的玉和云南出产的铜、锡等。商代人用海贝作为商业交换关系中的媒介、支付和贮藏手段，商代后期出现铜币。从殷商遗址看，商代都城中约有十平方里以上的区域，该区域内有宫庙、房屋、手工业作坊等建筑。
——摘编自李广瑞、梁晓晨《商宋文化》等
材料二 早在孔子之前我国已存在悠久的重商传统，孔子对重商的大舜、周文王、管仲都是很尊崇及推许的，殷人又特别重商，孔子作为殷遗民的后裔不可能不深受影响。孔子还继承了西周以来“关市讥而不征”的传统，反对国家干预老百姓的求利活动。孔子的重商思想又深刻地影响到战国时期的两位儒家著名代表——孟子和荀子。从战国初年法家李悝首倡“重本抑末”以来，以商鞅、韩非等法家为代表，形成了北方文化系统中强烈的重农抑商色彩；而东方文化系统中的孟子等却坚持孔子以来的重商思想，表现出更为鲜明的重商倾向。
——摘编自刘家贵《试论先秦儒家的重商思想》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先秦儒家重商思想形成的因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家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这种观念主要体现为“诸族同源”，它有横向和纵向两种维度的考量：从横向关联的角度上说，是华夏与夷、蛮、戎、狄同源；从纵向历程角度上说，是三皇、五帝、虞夏商周一脉承袭、同根共体。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它从侧面也反映了边城范阳（安史叛军大本营）之地位的不断提升，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政治中心地位的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一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13到14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此后的清朝将此种"框架"发展到了新的高峰；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摘编自（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夏金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制度和战争两个方面分别说明其与中华各族"一体同源"观念形成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辽、西夏、金、元四个民族政权为“大中国"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子蜂出，不仅形成了真正的学术繁荣，而且还有大量的新认知通过不同观点间的相反相成、相生相灭被创造出来。如孔子的仁学体系和孟子的仁政理想；老子所构建的宇宙论及宇宙论同社会论、人生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庄子主张把心的逍遥置于一切之上的人生观；韩非等人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理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摘编自赵世超、卫崇文《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
材料二：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都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诸子的政治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背景，并概括其性质。
材料一 西周时期，学术文化活动为王室所垄断，接受学术文化教育的群体也仅限于贵旌不弟春秋以降，则出现“畴人（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的现象，伴西周礼乐文化流向社会，推动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企图以自己的学说统一天下。
——摘编自刘爱敏《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材料二 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
——摘自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具体又有夷、蛮、戎、狄等名称。……到春秋，四夷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与华夏诸国杂居，填充了各国之间的很多空地。……最终到秦汉以后形成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三 唐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许多少数民族活跃在祖国的边疆，在西域、西南、东北等地建立了政权。他们和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唐朝，特别是其前期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有所加强，民族关系得以进一步发展。
——关文发《中国古代史普及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的发展演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概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写出唐前期活跃在边疆的两个少数民族名称和唐加强对西域管理的机构。用一句话概括唐朝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意义。
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1)归纳史料一、二、三中的历史现象，并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2)结合以上史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冷落，而法家思想备受推崇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