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认为人有“好利恶害，喜利畏罪”的自我之心，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监督、举报）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战国时代，农耕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为粮食生产能力，作战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是对外作战能力。因此商鞅规定：凡斩获敌甲士一首级者，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一亩，可役使一人为奴仆，若为官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摘编自方松森《浅谈商鞅变法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材料二 当时北魏统治的北方地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后，文教荒废，典籍缺失，很多书只存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孝文帝就想到了向南朝借书的办法，遭拒后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渠道搜寻书籍，甚至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各种书籍。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须知鲜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孝文帝的断北语，一从正音，只是为鲜卑贵族进入文化士族开了一扇门户而已。”
——摘编自刘旭《浅议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缺失》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并分析商鞅变法中人力资源管理的落脚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向南朝借书、搜集书籍的原因，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进入文化士族”采取了哪些措施，试从民族层面评价其历史作用。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工商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管仲工商业改革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 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 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战国百家学士呈现了浓厚的政治取向，其学说“务为治者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使得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与学术文化变迁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国秦汉间的政治进展对应着各家学说的此起彼伏，堪称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观。秦以三晋法家指导政治，文吏成为秦王朝的主要行政承担者，儒生则惨遭“焚书坑儒”的打击。汉初以功臣及其子弟占据要津，但具体政务依然委以文法吏。即使武帝之后，儒家独尊，形成了“学者兼为官僚”的“士大夫政治”，文法吏仍高踞政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求变因素，集中于建构灵巧而有实效的治国之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就是对国家政治宏观架构的重新思考。晚清的这种政治思维的出现是对中国近代政治危机进行全方位思考的必然结果。一旦把近代中国的政治体系放进整个世界文明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国家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因制度的僵化而引发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国体制演化到近代，由于自身内部的机制趋于老化以及外力侵蚀，已难以应付制度败坏的困境，新的帝国在旧的废墟上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当传统的政治演化机制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困境时，人们只能到旧制度以外的文化视野中去寻求破解的办法。
——摘编自梁波《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战国至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政治文化变迁的认识。
材料一 以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拜及祭祀礼仪，与血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家族政治，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夏朝文明）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东周时期列国争雄，同时又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文化上反倒有深度的互动交融。秦汉帝国则完成了中国八大核心文化区的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边更广大的一些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摘编自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等
材料二 周朝建立后，以血脉等亲疏关系为纽带，分封了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在周礼和周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形成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族雏形。至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族群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的高潮。蛮、夷、戎、狄在中原诸国的争霸战争中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与华夏族渐成杂居状态。随着族群融合的深化和文化认同的扩大，各大诸侯国均自奉为华夏正统，这就造就了诸侯领土的总和即为华夏疆域的共同认识。
——摘编自刘再营《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早期文明发展所呈现的特点。(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原因。
材料 韩非的法家思想秉持一种更为阴暗的人性观，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而控制这种本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严刑酷法。他洞悉法令与权势、策略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法治”的实现必须依靠集中的政治权力和灵活的统治权术，并将此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举措与主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独制”即大权独揽，不与“臣共”。治国理政则“以法”，主要对象是治吏，以制度选官管官；法在用于“治民”时则“君臣共操”，贯彻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为应对狡猾的官吏和刁蛮的民众，在法令的约束之下，还必须巧谋诈略，玩权弄术。三者之中法令宜优先，“以法为本”，否则，缺乏保障君权终身与世袭的制度，失去对臣民的规制、督察和赏罚，将会导致篡权和动乱。
——摘编自段秋关《再识先秦法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非法家思想的主要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非思想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相互作用下，商品经济达到了历史上较高水平；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广阔，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和拥有雄厚商业资本的富商大贾。城市如“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栎邑(秦)，“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的邯郸(赵)；商人如陶朱公范蠡、儒商鼻祖子贡、慧眼识人的吕不韦，他们甚至走到了历史前台。
——摘编自吴继轩《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析》
材料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法令，宣布私自盗铸金钱者死罪，并废除一切旧币，发行“五铢钱”，汉朝的币制自此稳定。在桑弘羊的建议下，汉武帝增设大农部丞对郡国盐铁官进行整顿，并设置36处盐官，分布在27个郡；至少设置48处铁官，分布在40个郡国；对于小邑和乡村，则特准商人在交纳重税的条件下把盐分销给消费者。面对郡国因纳贡带来的高额运输费用问题，汉武帝派遣大农部丞分赴各地充当特使，并指派各地均输官“输其土地之所饶”，最后由京师平准官实现“贱买责卖”，此外，汉武帝还向工商业征收“算缗”(每值2000钱则纳税一算，即120钱)，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招发，“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摘编自魏艾《国有专营制度：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经济保障》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汉武帝规范商品经济发展的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汉武帝的举措，
材料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面对“天下恶乎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 墨子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二贵”“夫妻持政”是祸乱的原因。
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希腊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意味着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1)概括材料中先秦时期思想界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古希腊人认为“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这一矛盾在近现代是如何得以解决的？请运用世界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三从三国到五代，以阐释经书字句为主的儒家学说日益僵化，社会影响总体来说不及佛教和道教。宋代一大批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重振儒家文化的重任，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恪守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范仲淹、欧阳修号召士人重视名节，振作士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请分别列举一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的代表人物并指出其主要思想主张。(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秦始皇和汉武帝统一思想的主要举措，并说明这些举措所产生的影响。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南宋时期理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并说明实现“理”的方法。根据材料分析理学的影响。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主张的不同。(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经济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