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极为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已、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

材料二   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已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教之。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

材料三   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旨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列，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费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性，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好功夫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西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材料一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子路》中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当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提出“复礼”，“复礼”的前提是“克己”，“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仁”核心内容是“爱人”，从爱父母兄弟出发到“泛爱众”。孔子也曾对他的学生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贤哉回（学生颜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材料二   苏格拉底主张贤人政治，在他看来，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但政治技艺决不是一种自然禀赋，政治家应培养精确深厚的知识和道德素养，其根本任务是改善人们的灵魂，培植好公民，以德教人，以德治人。苏格拉底对希皮阿斯说，“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卢库格斯在斯巴达建立了牢固的守法精神，那么他就绝不会使斯巴达凌驾于其它国家之上。在各个国家中，那些好的统治者总是把对法律的服从看作公民的最大义务。那些拥有最守法的人民的城邦，在和平时期生活得最幸福，在战争时期最强大。”有一次智者安提丰试图嘲弄苏格拉底，他对苏格拉底说：“你所过的生活连一个奴隶都赶不上……”而苏格拉底却反驳道，“能够一无所求才是象神仙一样，所需求的愈少也就会愈接近神仙。”

材料一   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人口真多呀）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

材料二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管子治国》

材料一：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子路》中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当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提出“复礼”，“复礼”的前提是“克己”，“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仁”核心内容是“爱人”，从爱父母兄弟出发到“泛爱众”。孔子也曾对他的学生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贤哉回（学生颜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材料二：苏格拉底主张贤人政治，在他看来，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但政治技艺决不是一种自然禀赋，政治家应培养精确深厚的知识和道德素养，其根本任务是改善人们的灵魂，培植好公民，以德教人，以德治人。苏格拉底对希皮阿斯说，“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卢库格斯在斯巴达建立了牢固的守法精神，那么他就绝不会使斯巴达凌驾于其它国家之上。在各个国家中，那些好的统治者总是把对法律的服从看作公民的最大义务。那些拥有最守法的人民的城邦，在和平时期生活得最幸福，在战争时期最强大。”有一次智者安提丰试图嘲弄苏格拉底，他对苏格拉底说：“你所过的生活连一个奴隶都赶不上……”而苏格拉底却反驳道，“能够一无所求才是象神仙一样，所需求的愈少也就会愈接近神仙。”

材料一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战国策·魏策三》

材料二　商鞅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秦人务实而好利，但这种价值观仅限于个人层面。商鞅在顺应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把它进一步提升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并以此价值观为基本原则，完成了各项变法改革措施的制定……商鞅之法中，个人私斗是明令禁止的，并且还会受到惩罚；而在战争中勇敢杀敌并取得敌首者，则会受到厚赏。商鞅这一利禄官爵皆出于兵(战争)的政策无疑起到规范人民行为的作用，增强了国家的战斗力。

——摘自邱忠来《商鞅变法与秦文化革新》

材料三　商鞅在风俗方面的革新曾受到一些人的诟病，特别是汉代学者的批评。其中，汉初儒生贾谊的上疏最为有名：“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数。”(《汉书·贾谊传》)他认为改革后，秦国风俗日渐变坏，表现为富裕家庭中的男性成年后就各自分家，穷苦人家的儿子只能入赘到富人家，这就使得儒家所向往的几代同堂、父慈子孝的氛围不复存在。

——摘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