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地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深刻影响。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孔子题材的两枚邮票

材料三   孔子而后，儒分为八。以后有更多的发展和变迁。由于对孔子思想的某因素的偏重，便可形成一些新的观念体系或派生结构……后代的人们，由其现实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孔子）保守的方面，或强调其合理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它们，以服务于当时阶级的、时代的需要。于是，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一   孔子认为，礼乐制度的松弛、崩坏，导致社会动荡，极力主张“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曾把重建礼乐秩序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他一度入仕为官，以求实现其治国理想。他还提倡“学而优则仕”，其弟子亦多有入仕者。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完美的人，必须用礼乐规范个人的言行举止。个人“不学礼，无以立”，在言行上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摘编自王钧林《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仁者爱人”说；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早期的民本思想由此形成。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民本思想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总结历代的民本思想，可以看出充分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君与民相互制约，“君与民，是对立统一的”。儒家民本观以群体为其本位，是通过家庭把社会团体和个人联系起来的，如果没有家庭，个人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就不能相连和发挥。

——摘编自樊国华《先秦诸子与管理哲学》

材料二 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随着文艺复兴而诞生。近代人本主义者高举人文旗帜，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的世俗幸福和欲望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纵观西方文化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本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条线索贯穿着西方文化的始终。人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本，根本出发点是为了人的权利、尊严、需要、成长、发展以及最终实现人的价值。西方的人本主义比较强调个人价值，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人格、自由，重视的是个体的人权，平等，人际关系主要靠契约来维持。在西方，人本主义强调个人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弱化了家庭的作用，通常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得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而不顾及别人。近代西方人本主义讲的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首先关注的就是公民的权利，他们强调人生来是平等和自由的，任何人都没有驾驭和支配他人的权利。

——摘编自陈新忠《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教育影响评析》

材料一   孔子将体育视为一种礼仪活动，并将这种“礼”作为人的体育活动中道德的界限和行为标准，而古代教育中宣扬的体育思想以及提倡的体育活动则是孔子实施“仁”教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把教育者变成理想的“仁”人。射礼作为一种实践“礼”与“仁”的手段和途径仅是为了“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

——摘编自于修涛《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的影响》

材料二   汉代社会的各种力量、各种组织和各种活动都被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管理之下，体育活动和体育组织当然也不例外。体育活动也多与健身和军事有关……当时，边境部队经常举行秋射，不仅提高了将士的射艺，而且也推动了体育活动的发展。汉初，各家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发展。70多年后，“射、御、数”的体育教育被从“六艺”中剔除，竞争性和对抗性强的体育活动也逐渐变成了传习封建礼节、宣传封建道德的手段。东汉时期，讲求呼吸守意的习禅方法与养生健体相互结合，也为体育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   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思想危机，中国思想家产生了强烈的忧虑情绪，出现了激烈的意识争论。这使人联想起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希腊，以及古希腊出现的后来孕育了科学精神的哲学思想。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的大学传授的是“五经”，包括《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和《礼记》，此五经据认为代表了孔子的传统。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种种修正、新的注解和具有真正价值的“概述”。

儒教使之与政治局势相适应，并经受住了道教和佛教的宗教压力而存在下去，把它重新塑造成为自13世纪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新儒教。新儒教不仅是对世界作出理性主义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且是一种政治和社会伦理体系。直到1912年中国帝制时代结束，新儒教一直是中国哲学中不变的指南和正统学说。

——摘编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文明史》

材料一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的“食田”，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战国之际，“士”发生了分化，既无田可食，又失去原来的职守，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或主持仪式的赞礼人，于是“士”就成为知识分子的统称。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孔子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霸诸侯，一医天下”。孔子企望周之复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孟子提出“定于一”，尊新王。“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他希望改朝易姓之后，重现孔子所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

——据《论语》《孟子》

材料三   “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其聚天下不难矣。”“故治民无常……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是故诸侯之博大，实好之害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                                                          

——《韩非子》

材料一   孔子思想实绾合已往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而成，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延绵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孔子思想亦即从此种国民性中所涵育蕴隆而出也……孔子周游，其抱负并不在为某一国、某一家，孔子实已超出当时狭义的国家与民族观念之上，而贡献其理想于当时之所谓“天下”。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司马迁……其父逝世后，继任太史令，“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99年，司马迁因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情，触怒汉武帝，被下狱施以宫刑，出狱后忍辱继续创作完成《史记》。《史记》采用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上计轩辕（黄帝），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形成了以“礼”治国的制度体系。“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到了春秋战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以法治国的学说和法治逐渐兴起。

——张海鹏等《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

材料二   到战国末土地买卖的频繁，促进了新兴地主的形成和发展。当然，当时地主土地来源并不仅限于购买，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封建国家的赏赐。……贫富迅速分化使新兴的地主阶级取得了大量的土地，同时也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