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墨家从一开始就是儒家的对立物，其十大主张每一个几乎都是直接针对着儒家的，而孟子和荀子也都把墨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论敌；至于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于各家都有尖锐的批评，其极致处，则要君主完全 以法为教，扫除异己。……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西汉武帝时，如何强化社会的管理成为统治者急需，董仲舒在战国后期儒学的基础上综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思想，建设了功利化的新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在五代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面临着巩固政权与和谐社会的双重任务，而此时的儒学可以治国却难以治人，佛道可以治人心却缺乏规范人伦道德思想，由此理学应运而生，明清之际黄宗羲等试图从先秦儒家中寻找智慧改造儒学，正是儒学经历危机的反映。
——摘编自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
材料三:早于西方，明末清初的中国也有一场思想“启蒙”，这场启蒙的领军人物是黄宗羲。在黄宗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权利”与“权力”的阐释。 由于种种原因，启蒙思想在中国止于“思想”未能形成“运动”，普及到社会，但从黄宗羲的论证中，从梁启超的评价中可以体味到其发源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意识、权力制约、地方自治、民主议政等一些具有近代宪政气息的思想因素。
——摘编自马小红《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所呈现的显著特征。结合所学知识，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阐述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中国思想启蒙的特点。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一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百家争鸣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承担的历史使命。
(2)材料二中“新儒学”是指哪一思想体系？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哪些积极影响？
(3)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主张的不同。(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经济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也存在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创新。董仲舒认为，治国理政、社会生活和人伦日用应该一统于“天”，也就是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主张，独尊儒学，以“经”作为意识形态杠杆，设立官学之途，通经入仕，“经”在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承担着中介和纽带的作用，士人通过读经、学经方能获得入仕资格。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同时，也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布衣以儒术拜相封侯，是汉代转向文治的一大标志。
——摘编自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墨法三家思想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期儒学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
材料一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于“立法”、“明法”、“任法”、“执法”。所谓“立法”，君主是最高的立法者，立法不可朝令夕改且必须具有可行性，否则将会是空话，“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所谓“明法”，就是将设立的成文法令公布于天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令之上，即使君主也不能背离法度进行治理。“任法”就是将法作为唯一准则来判断是非曲直与功过赏罚。“执法”就是将法一一贯彻。任法之妙，可以强国，可以利民，更重要的是可以尊君。
——摘编自雒晓辉《韩非的“立法”“明法”与“任法”“执法”》
材料二 17世纪后半叶，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了系统的法治思想。洛克认为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形态的确立来自立法权的规定，其他国家机关都应视为立法机关的授权机关，在必要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可以收回其授权或者对其他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洛克指出，立法权属于人民，国家行使立法权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福利和自由，如果国家行使权力违背了这一目的，人民有权收回其所赋予国家的权力。
——摘编自尹建军《试论洛克立法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非与洛克法治思想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二者法治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即使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归隐思想，也只是在实现自己政治理论无望的时局下，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扭曲表现。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传统上，东周被分为两个阶段（春秋和战国）。在这两个阶段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社会的流动性起先使贵族间的等级不容易保持，继之则连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生产增加，钢钱开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东周末叶，以平民出身的学者也周游列国，说辩于诸侯之间，而尤其是进入战国这一段历史上号称“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政治哲学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兹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无此精到之处。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学派治国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经济、政治、阶级关系、文化教育等方面说明“百家争鸣”兴起的背景。
材料一：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三：从三国到五代，以阐释经书字句为主的儒家学说日益僵化，社会影响总体来说不及佛教和道教。宋代一大批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重振儒家文化的重任，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恪守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范仲淹、欧阳修号召士人重视名节，振作士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背景。请分别列举一例战国时期儒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并指出其主要思想主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秦始皇和汉武帝统一思想的主要举措，并说明这些举措所产生的影响。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为重振儒家文化，北宋中期掀起了一场什么运动？指出南宋时期理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并说明实现“理”的方法。根据材料分析理学的影响。
材料一孟子的政治主张不是从历史上抄袭过来的，而是性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有下列各项：第一，给民以“恒产”；第二，赋税徭役有定制；第三，轻刑罚；第四，救济穷人；第五，保护工商。孟子的先王之道就其内容而论，与时代的要求相合拍，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精神。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当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就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也就是精神娱乐消费。宋朝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明显推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孟子的思想主张，分析孟子政治主张提出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列举宋代直接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科技成就，简析促使这一时期“市民意识觉醒”的社会背景。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三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清·顾炎武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汉武帝是如何实践“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