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的产生与发展。

——摘编自李静、萧洪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形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材料一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责，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材料二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材料三   从隋末动荡中走来的贞观君臣，对于如何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怀着高度的警惕，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唐太宗曾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唐朝初年，出现了"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的大治局面。

——摘编自刘后滨《唐太宗如何提升民心指数》

材料   在《战国策》和《汉书》中，古人就提出了“爱国”和“爱国如家”的观点。在古代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四位一体的。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君主的忧乐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国家和君主是一回事。古代爱国主义者要求建立的统一国家，只能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一统天下。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和破碎的山河，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古代爱国主义者不惜以身家性命报效国家，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沿着古代爱国主义者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陆游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千年史策耻无名”，辛弃疾的“赢得生前身后名”“志士虚有少壮年”。

——摘编自顾杰善《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材料一 韩非思想是荀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采取老子的术，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刑名)，慎到的势……形成完整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根据不同的国情采用不同的政治体制，才能促进每个国家的发展。权力集中于中央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的政治体制，这一点在秦朝有很明显的表现。虽然地方权力有时会威胁中央，但集权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常态。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这说明其实用性很强。也就是说……它与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体制……中国产生了高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摘编自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等

材料三 我国从原始社会起就产生一种宗教性的观念:人死后灵魂不灭。死是生活方式的转化，由阳世转到阴世间生活。因此人生前所需和所拥有的一切，死后也要有。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自以为功德无量，为千古至尊。这种思想反映在陵园建设的规模和内涵上，就是追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效果。

——摘编自袁仲一《秦兵马俑坑》

材料一

材料二   战国末年，韩非子针对韩国“地狭而民众”、“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人口繁多的社会现实，指出“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摘编自李卫东《浅谈中国古代人口思想》

材料一   先秦时期，荀子提出了“天下之人有所共予”的命题，认为尽管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想法和诉求，但也有许多共享和共通的东西。他提出人们可以共同分享来自东西南北江河湖泊丰富的自然资源，共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共享关系时，他提出了“裕民以政”，即通过政策措施让百姓获得利益并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针对社会分化，他提出“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即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应各取所得的道理；此外他主张哑聋等残障人士需要国家照顾，即“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

——摘编自宋国恺《共享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意蕴》

材料二   针对既是典型的西方病症，又是世界性现象的贫富悬殊问题，孙中山晚年提出了以“共享”为原则的解决思路。这一原则以土地、资本的全社会公有为前提，落脚点则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一是要按劳取酬，余利则公之社会使人人得以分享，二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可以说，按劳分配是“共享”的底线，而全体人民免受任何剥削压迫之苦、共同幸福安乐则是“共享”的理想境地。

——摘编自宋德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再认识》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形成了以“礼”治国的制度体系。“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到了春秋战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以法治国的学说和法治逐渐兴起。

——张海鹏等《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

材料二   到战国末土地买卖的频繁，促进了新兴地主的形成和发展。当然，当时地主土地来源并不仅限于购买，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封建国家的赏赐。……贫富迅速分化使新兴的地主阶级取得了大量的土地，同时也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三   春秋战国的法治思想主要是为了巩固君权，关于平民的政治权利，在战国的法令法规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影子。

——王利玲、李成生《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法治”思想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