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产生的原因。(2)利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另举一例，论证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也存在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 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隋唐以后，东亚汉文化圈并非是中国一个国家所创造的文化，而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方的朝鲜、日本等国家与中国共同创造的文化。一方面，它是一个文化大融合与借鉴的过程，包括吸收印度和其它西域文化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东亚各国之间形成了重要的文化互动。“日本模仿盛唐制度，而不取道教；抄袭我国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不学缠足；殊不 失为明智。”……而华夏文明也从周边各国获得了新鲜血液。总之，在接受华夏汉文化的同时，东亚各国并未失去其文明的个性。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第三卷)
材料三：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段的困境，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以致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19世纪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
——摘编自曾加蒙《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墨法三家思想的共同点，并结合所学概述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及其对中国后世思想文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东亚汉文化圈的特点，并用史实说明隋唐以后汉文化圈互动对朝鲜半岛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中华文化向近现代转型时期的特点及其“出路”,并结合所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阐述当代中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材料一
| 《论语•宪问》：“一匡天下” |
| 《墨子》：“一同天下” |
| 《孟子》：（天下）“定于一” |
| 《荀子》：“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服从” |
材料二 唐朝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令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明末清初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也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1)根据材料一,指出表中思想家的共同主张，结合所学，分析这种主张形成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这两位思想家的共识，结合所学，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简要分析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坚持推行郡县体制的原因,并简述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摘编自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三 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阴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明中后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
——摘编自施建中《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理学在传统儒学基础上的创新之处并列举其基本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特点。
| A．法家思想兴起的客观背景 |
| B．董仲舒改造儒学的动机 |
| C．百家争鸣产生的历史必然 |
| D．大一统局面形成的原因 |
材料一 战国后期，荀子继承了孔孟的幸福论，并进一步对幸福与物质、礼欲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注重幸福的内涵，包括：“成仁之道”的德性幸福；“以义制利”的道义幸福；“以礼节欲”的理性幸福。他指出人要实现真正的幸福：首先，要“化性起伪”，使人性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体会到幸福；其次，要“积善成德”，通过善德的不断积累促进幸福的不断增进；再次，要“学至乎礼”，通过“礼”规范人的德行进而保障个体幸福的实现：最后，提倡“国昌民福”，即人的个体幸福体验与个体赖以生存的群体有着紧密的关系。荀子的幸福观为当前我国构建幸福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摘编自袁晓娟《荀子的幸福观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对幸福问题论述是最深刻、最系统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某种完善的东西，个人的善固然重要，“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处于战乱中的国家的国民是很少能够获得安宁幸福，因此，个人是脱离不了所在时代和社会而自谋福气。既然，个人的幸福与城邦息息相关，那么，城邦就有义务建设好城邦并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城邦建设中法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按受正确的德性。德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社会制度、适当的职业、强壮的身体和一定数量的财富”同样不可或缺。在众多伦理德性之中，亚里士多德尤其珍视公正对于幸福的意义。
——摘编自冯骥《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的异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给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孔子以“仁”为核心，主张“为政以德”。《论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又主张统治者“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孟子将孔子的仁爱理论发展为“仁政”的政治统治理念，主张将礼乐教化渗透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认为统治者要在纷争的战乱中取得胜利，不能单纯地凭借武力征讨，最关键的是实现民心的归向和支持。统治者要想获得民心，则必使百姓有“恒产”。孟子提出了“大农业”的概念，将林、牧、副、渔都纳入民生的范畴进行综合发展。
材料二 管子将人民对粮食的依赖性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统治者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统治的巩固，那么就必须保证人民无口腹之忧。管子对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将土壤及其产物分为九十种，建议当地生产者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商鞅大力实施其“农战”思想。在他看来，国家之强弱的关键在于粮食的多寡。商鞅将农业和战争紧密结合，以农养战，以战促农，把全国大部分劳动力都束缚在土地上，使其成为耕作者，从事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农民平时生产，战时则从戎打仗。为配合“农战”的顺利推行，他还提出限制人口流动，限制士大夫所养食客数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向德富、赵川《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和法家重农思想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法家重农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一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百家争鸣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承担的历史使命。
(2)材料二中“新儒学”是指哪一思想体系？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哪些积极影响？
(3)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为了论证以法治取代礼治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对于法的概念等进行了探讨。慎子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韩非也认为只有“去私曲，就公法”，才可以“民安而国治”。
——摘编自张晋藩《法尚公平：中国古代的法治追求》
材料二 自秦以来，中国二千年的法律是“为上而立”的，是专制帝王用来“驱迫束缚其臣民”，使臣民“恐怖慑服”的“防奸”手段。他强调政府应该为民立法，这样才合乎“天理人情”，才是“治国之法”……“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
——摘编自严复《法意》（1909年）
材料三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法治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严复的法治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实施依法治国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由方伯”，诸侯国基本上已具有独立权。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军事竞争催生出国际间的战争规则和交往原则，并由此出现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关系，经常组织会盟活动，制定盟约作为诸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盟约具有国际司法和调节功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平等、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等原则。与此同时，儒家也力图将国际法纳入“礼”的范畴，构建和谐的“天下秩序”。
——据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等
材料二 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依托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而实现，主要适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推广至全球，将非西方国家置于它们单方确立的国际法之下。在这一进程中，主权平等原则得到承认，但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有限承认，如柏林会议商讨非洲国家的国际公约时，列强是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决定非洲国际事务，非洲国家却无从参与。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偏离了主权平等原则，这种单一性的话语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法的“国际”属性。
——据冯胜勇《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性反思》
材料三 国际法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母体，如今已逐渐为中国所接受、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从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国应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力求使自身的主张与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与理念，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据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法产生的背景及其应用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近代国际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