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周秦之变往往被视为第一次大变局。这次大变局从春秋礼坏乐崩开始，到商鞅变法之际剧烈变化，并以秦始皇建立帝制中国为终点。周秦之变所产生的秦制，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秦制的精华与糟粕，至今仍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摘编自秦晖《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造就》

材料三  随着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大量可耕的官田和无主荒地，都被转变为私田。国家掌握的可用于均田分配的土地逐渐减少，农民受田的数额愈发严重不足，逐渐丧失了继续实施均田制的条件。高宗武周以来，战争不断，日益增多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使得“天下户口，逃亡过半”，致使户籍失真和管理混乱，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无法有效地推行下去。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赋税制度也无法维持，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宰相杨炎及时向德宗提出了一种新的赋税制度。

——整理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

材料一   周人后世子孙追述周初分封情况时曾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又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用，管、蔡、都、霍、鲁、卫、毛、胁、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榜也。凡、蒋、邢、茅、胖、祭，周公之胤也。”荀子也指出：周初“立七十一国，其中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从之籍记载来看，周之分封皆以土地为主，“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有地者曰君，反之，无地者当然也就不成其为君。

——摘编自梁颖《试论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

材料二   回顾起来，到将近公元前3世纪中期，秦开始了一项看似系统地否定帝国理念的战略。公元前256年，秦的统治者废止了一切帝国礼仪，实际上解散了帝国。十年之后，一位新的秦王一一始皇帝宣布，解体的帝国可以被替代。在后来25年中，他系统地孤立并征服了所有的敌对王国，并宣布他自己是一个新的君主政体的“第一个皇帝”。他宣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换言之，以他为唯一的统治者，一个统一的中国就将享受和平与繁荣。”

一一摘编自菲利普·费尔南德兹一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材料一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

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

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

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