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立国之初，西周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商王朝的覆辙，确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与周部族共同颠覆商王朝的大大小小的方国，对于新生的周王朝并非绝对的心悦诚服；另一方面，周部族尚未能对旧商统治区域形成有效的统治，商朝遗民及其贵族群体并未放弃“中兴”商王朝的野心。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开始大行分封，作为“友邦君”的各地诸侯自然在分封之列，但是姬姓王族同样也通过分封获得了大片地区的统治与控制大权。不论是商之旧地或者是尚未征服的偏远地区，都被纳入分封体系之内。这样，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姬姓王族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还确立起了对整个“天下”的控制。而异姓诸侯则处在众多姬姓封国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友邦君”纷纷成为周天下的臣下。在此基础上，周王室进一步通过在商朝已经逐渐成型的宗法体制，理顺了王族内部的关系，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规范了贵族群体的等级秩序。一个具有惊人稳定性，绵延八百载的政权就此逐渐定型。
——刘子言《贵族政治的范式——浅议西周政治》
材料二 “六王毕，四海一”，扫荡六合而归一的嬴政皇帝陛下，决心要在千古未有的伟业基础上构建起大秦王朝的万世不易之基。首先，便是明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嬴政看来，唯有“皇帝”这一凌驾于“三皇五帝”之上的称号才能配得起自己的伟大，也唯有自己才能掌握那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再者，帝国之内尺寸之地皆是皇帝陛下私产，耄耋垂髫之人皆是陛下之臣，那任何大小官员皆当由陛下所命，锱铢之权皆当由陛下所授。是以，上至丞相，下自县令，各级官员之任免考核调用升迁贬谪之权皆归于皇帝。如此，皇帝之下及其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刘子言《变局——大秦帝国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与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不同之处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公元前221年，中国史上诞生了首个大一统王朝。天下统一后，各种新制度、新政策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一夜间，一个拥有全新国家结构与特征的大一统国家拔地而起。
——摘编自[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材料二：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在治理理念上，既重视“要在中央”，强调天下一统、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又强调因俗而异，“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
——摘自习近平2014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三：公元1至2世纪，罗马帝国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进入所谓“罗马的和平”时期。在此时期内，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当时，在希腊和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带轮的犁，在高卢出现了割谷器。水磨也在公元前1世纪由小亚细亚传入西方，得到推广。各行省的农业却发展起来……呈现经济繁荣景象。帝国的统一使各地交往畅通无阻，商业活动活跃起来。行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交换……这使得帝国内部的区域性贸易和对外贸易空前兴旺发达。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秦朝在政治层面推行的“新制度”，并概括其“全新国家结构与特征”。(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的特点，并以元朝为例予以说明。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推动罗马帝国空前繁荣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确立并逐渐完善。中书省是受命于皇帝的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封驳朝廷政令的机构，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三省长官并称宰相，分掌宰相职权……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工处理各项具体政务。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军队布置、调动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朝巩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隋唐三省六部制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元代行政区划的主要划分原则。结合所学，简述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 分封制与郡县制第一次大的争论发生在秦统一后。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僚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独驳众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不顾群臣的反对，坚决支持李斯的主张。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全国范围内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尽管郡国并行的双轨制格局被保留，但分封制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分封制在政治上已不起任何作用，形式上存在的王国和侯国已形同郡县。唐初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几乎是一边倒，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北宋建立不到几十年就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最后被北方游牧民族灭掉。南宋偏安江南，又为蒙古族所灭。庞大的明帝国竟被满族推翻。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一些思想家的反思。因此，至明末清初，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又掀起第三次高潮。多数人在肯定郡县制的前提下，也指出郡县制的弊病。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这说明这个时期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分权与集权的高度去认识分封制与郡县制。
——摘编自冯辉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李斯、柳宗元、顾炎武对郡县制的看法。(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分封和郡县之争的本质，并予以评价。
材料一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中国古代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县衙门与农民家庭大门之间的距离是交给地方的，所以构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体制。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事实上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发挥效力的是绅士。自治团体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材料二 虽然清末成立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中国固有传统中依然可以找到其影子。18世纪后，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县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广东等省的县丞、巡检司与典史已经开始划定分辖区域，打破了原来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正是延续了这一方向，在县下划分出更多的分辖区域，以便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管理。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各种协会的成立成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凝聚力所在。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完善乡村治理格局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协调，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推进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如何形成互动的良性治理格局更是乡村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鼓励乡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明确其基本职能，积极营造属于乡村成员民主协商的新领域成为发掘乡村社会秩序活力与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基层治理变化的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今基层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秦始皇筑长城，意在阻止匈奴南进，减少对新政权的威胁，但不能阻挡住匈奴和汉族之间的交往。王莽采取对少数民族歧视政策时，大臣严尤援引秦始皇筑长城“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进行批评。到了唐代，唐太宗被各部落尊为“天可汗”，还特意修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方便往来，加强联系。“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句话深刻的反映着他的民族观念。
——摘编自田小飞、王延庆《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及民族观》
材料二：元朝不仅版图辽阔，而且对边疆地区实施了长时间和比较稳定的统治。这是前代大一统王朝没有做到的。《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汉唐王朝疆域辽阔，对内陆边疆地区往往是通过册封和朝贡实施控制，很不稳定。元朝的辽阔疆域则与王朝统治相始终，边疆管理也更多地呈现出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向。
——据《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 概括秦汉至唐朝民族政策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元朝为实现“对边疆地区长时间和比较稳定的统治”的创新措施？归纳元朝的边疆管理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唐朝和元朝边疆治理措施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相权在历代皇权主持下的改革和裁抑过程中逐步萎缩，最终从体制上被废……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任怀国等《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三 唐无论社会、经济、选举、交通等，较之西汉，其繁杂程度又何止十倍！旧体制不足以取新社会，于是政务决策则由丞相一人转为中书、门下两省合议：谨慎大政之决策在此行政过程中，宰臣与君主有俱不可得而专擅。论者徒就君相权力表面之分划而谓唐制为汉制之退步，恐未得设立制度之真情。
——据孙国栋《唐宋史论从》整理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秦之间政治制度“大变局”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从秦汉的“独相”到唐宋的“群相”的制度变革的表现，并分析这种制度变革带来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影响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材料 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进至“文胜于质”,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伸尼夫子称颂西周为“郁都乎文哉”,绝不为过。今日看来西周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辨。此类政制均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集权与分权乃是一切国家权力统治必难避开的两极，相反而相成，犹如广阔光系的两极。向心力与离心力构成一种弹性张力，仅执其一端，必偏执僵硬而丧失生机活力。以此言之，“那县”与“封建”所包含的政治学意义，细究其潜在的权力资源，远远超越我们看到的具体历史，它具有更复杂、更值得研讨的许多内涵，需要我们去体味。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的具体表现。(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试论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利弊。
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西汉初年的王，势力很大。王国官吏，除丞相外，都由王未任免，王国的封地，多者一百多城，少者有三四十城，汉初七个异姓王封地的总面积，比朝廷直辖的还要多……汉武帝实际上贯彻了当年贯谊的建议，规定诸王死后，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诸王子分割原来封地为列侯。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简明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秦朝开创的政治制度并分析其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朝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变化以及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
材料一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材料二 清王朝在民族地区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在中央专门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机构体系。清王朝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等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民族管理制度，制定了较为符合民族实际的统治政策与措施，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统治者并未局限于对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的沿用，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清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涵盖面覆盖到思想管理、经济管理等，全面渗透到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为巩固北方边防安定采取的措施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朝民族政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