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西南地区“略通五尺道”，西汉拓修夷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便道上升为官方通道。秦朝“令其君长治之”，西汉设置了益州郡、越巂郡等七郡，汉武帝在武力征服的同时，又实行“厚赂”“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等政策。秦汉王朝还陆续迁六国富商大贾于此，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荥经、西昌、昭通等地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到西汉中期，在中原人士心目中巴蜀地区已经不是“檄外蛮夷”。

——摘编自黄磊《南方丝绸之路与秦汉时期西南边疆的国家整合》等

材料二

在西南彝族聚居区，1734年改土归流后开始设立乡里和保甲，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同编入里甲或保甲。清朝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吸纳土司头人协同治理。“耆老”是村寨领袖或宗教头人，在安边缉盗和人口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还大量设置义学，教化少数民族子弟，其彰显的“忠君爱国”思想与少数民族道德礼仪规范得以有机结合。土司成为国家基层治理官员，既提升王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也加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三

邓小平在建国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工作是关系领土完整、政权建设和民心向背的重大事项。邓小平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不能要求少数民族首先取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取消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少数民族的事应当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

——摘编自陈光军《邓小平对西南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