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立国之初，西周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商王朝的覆辙，确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与周部族共同颠覆商王朝的大大小小的方国，对于新生的周王朝并非绝对的心悦诚服；另一方面，周部族尚未能对旧商统治区域形成有效的统治，商朝遗民及其贵族群体并未放弃“中兴”商王朝的野心。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开始大行分封，作为“友邦君”的各地诸侯自然在分封之列，但是姬姓王族同样也通过分封获得了大片地区的统治与控制大权。不论是商之旧地或者是尚未征服的偏远地区，都被纳入分封体系之内。这样，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姬姓王族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还确立起了对整个“天下”的控制。而异姓诸侯则处在众多姬姓封国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友邦君”纷纷成为周天下的臣下。在此基础上，周王室进一步通过在商朝已经逐渐成型的宗法体制，理顺了王族内部的关系，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规范了贵族群体的等级秩序。一个具有惊人稳定性，绵延八百载的政权就此逐渐定型。
——刘子言《贵族政治的范式——浅议西周政治》
材料二 “六王毕，四海一”，扫荡六合而归一的嬴政皇帝陛下，决心要在千古未有的伟业基础上构建起大秦王朝的万世不易之基。首先，便是明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嬴政看来，唯有“皇帝”这一凌驾于“三皇五帝”之上的称号才能配得起自己的伟大，也唯有自己才能掌握那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再者，帝国之内尺寸之地皆是皇帝陛下私产，耄耋垂髫之人皆是陛下之臣，那任何大小官员皆当由陛下所命，锱铢之权皆当由陛下所授。是以，上至丞相，下自县令，各级官员之任免考核调用升迁贬谪之权皆归于皇帝。如此，皇帝之下及其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刘子言《变局——大秦帝国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与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不同之处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 闻一多先生以为，龙是以蛇为本体，又融合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是因为“当初（原始社会）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接受光明日报采访
材料三 随着龙图腾分散到各地方，龙的影响也扩展到四面八方。因地域的限制，交通的不变，人们那时交往极少，各部族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龙加以改造，这样，龙的观念就因地而异了，使得龙的形态在先秦时期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人们的观念隔阂逐渐融洽，龙的形态也开始趋向统一。历代封建帝王蓄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和龙挂上钩，使龙成为其专用品，皇帝即位叫“飞龙”，皇帝穿的叫“龙袍”，坐的是“龙椅”，睡的是“龙床”，有了病叫“龙体欠安”，皇帝的子孙则叫“龙子、龙孙”。……随着封建制度的越来越僵化，那些帝王们也越来越害怕江山不稳，禁止龙在民间传播就是镇压百姓的手段之一。龙被帝王专用以后，人们观念中的龙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龙不再是保佑众生的神灵，而是极其可恶凶残的暴君。
从孙中山推翻帝制至新中国成立，人们的各种观念从旧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人们不再相信龙是帝王之祖而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被少数人利用驾驭在华夏民族头上几千年作为华夏民族的权威象征，终于重回到人民手中，人民不再对龙感到恐惧神秘而心有敬畏。人们舞龙，不再是对祖先神人祭祀，也不再是向帝王歌功颂德，龙的节日纯粹是大众化的娱乐活动而非宗教的和政治的。美国旧金山华人街赫然盘踞两条巨龙，那是民族的象征与骄傲。从这点意义上说，龙蕴藏着深邃的内涵：龙是团结、伟大的象征，是联系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结。
——摘编自禹建湘《龙的演变及其内涵》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简述龙图腾所体现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2)阅读材料并结合时代背景，阐释“龙”的形象和内涵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材料一 长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创造的建筑奇观，孕育产生了以长城这种特殊的物质形态为载体的长城精神。长城修筑的历史过程与长城精神的形成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形成了珍爱和平、守护家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开放包容、开拓进取，因地制宜、精益求精，自强不息、绵延不绝的长城精神。
——摘编自周建强《长城精神的历史学考察一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材料二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封面
——摘自张海鹏、徐蓝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写一份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以长城为封面的主题说明。（要求：主题贯通，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有一定的理论高度）材料一：公元前221年，中国史上诞生了首个大一统王朝。天下统一后，各种新制度、新政策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一夜间，一个拥有全新国家结构与特征的大一统国家拔地而起。
——摘编自[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材料二：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在治理理念上，既重视“要在中央”，强调天下一统、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又强调因俗而异，“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
——摘自习近平2014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三：公元1至2世纪，罗马帝国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进入所谓“罗马的和平”时期。在此时期内，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当时，在希腊和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带轮的犁，在高卢出现了割谷器。水磨也在公元前1世纪由小亚细亚传入西方，得到推广。各行省的农业却发展起来……呈现经济繁荣景象。帝国的统一使各地交往畅通无阻，商业活动活跃起来。行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交换……这使得帝国内部的区域性贸易和对外贸易空前兴旺发达。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秦朝在政治层面推行的“新制度”，并概括其“全新国家结构与特征”。(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的特点，并以元朝为例予以说明。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推动罗马帝国空前繁荣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中国古代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县衙门与农民家庭大门之间的距离是交给地方的，所以构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体制。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事实上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发挥效力的是绅士。自治团体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材料二 虽然清末成立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中国固有传统中依然可以找到其影子。18世纪后，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县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广东等省的县丞、巡检司与典史已经开始划定分辖区域，打破了原来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正是延续了这一方向，在县下划分出更多的分辖区域，以便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管理。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各种协会的成立成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凝聚力所在。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完善乡村治理格局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协调，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推进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如何形成互动的良性治理格局更是乡村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鼓励乡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明确其基本职能，积极营造属于乡村成员民主协商的新领域成为发掘乡村社会秩序活力与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基层治理变化的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今基层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史记·蒙恬列传》
材料二 古罗马也曾修筑过“千里长城”。从1世纪到3世纪，罗马人为防备日耳曼人的袭扰，陆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建了一条“防御之墙”，从今天德国的波恩附近直到雷根堡附近，全长584千米。另外，公元117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到不列颠视察后，下令修建长城以抵御凯尔特人，该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历时约六年分段筑成，史称哈德良长城，全长约118千米。
——摘编自马兆锋编著《伟大的古罗马文明》
材料三 清朝入关后，一直没有修缮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边防总兵蔡元上疏朝廷请求修缮，工部等建议康熙帝予以批准。康熙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他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编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欧亚帝国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熙帝对修筑长城的看法。
材料一 世风即社会风尚，是指某一时期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民众共有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汉代的“山东”、“山西”，又称“关东”、“关西”，乃是指华山和函谷关东西之地。山东主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诸省；山西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在西汉的四十六位丞相中，仅有李蔡、公孙贺等极少数人出身山西，且这些人也大多是以军功卓著登上丞相之位的。山东丞相至少有将近四十位，且大都是治国理民的文臣。秦代和西汉时期的将领，除开国功臣之外，大部分是山西人。“秦将军白起王翦。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
——摘编自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
材料二 西汉疆域图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秦和西汉时期“山东”“山西”的世风作出合理解释。
材料 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分置巴郡和蜀郡，并委派官员实施管辖。不久又分巴、蜀，置汉中郡，设41县，推进行政、军事管理和经济开发。后来又迁徙中原民户“万家实之”，利用中原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变革“蜀地”。秦还在巴蜀地区大力推行《田律》，设立盐、铁、市官。蜀守李冰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带领百姓兴修都江堰，修整了南安沫水至岷江汇流处水道。这些改革使巴蜀的经济迅速发展，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有效地支援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
——摘编自张军《试论战国后期秦对巴蜀的统一及社会经济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国治理巴蜀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国治理巴蜀的历史意义。
材料 秦汉“中国一统”，首次以单一式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郡县官僚制管辖编民，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为汉唐文明的辉煌及辐射周边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秩序及演进基础。元明清“华夷一统”囊括中土和塞外，形成了华夷多元的复合共同体。元朝肇始的制度、文化、族群复合式的“华夷混一”，到明清时期有了较成熟的“华夷一统”之实。由于元明清“华夷一统”的演进，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小”变“大”，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结构及传统王朝序列等在新时空格局下皆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升华。
——摘编自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结合史实阐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统”。（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逻辑严谨）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建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是适应新兴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需要而在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发展起来的，秦始皇把这一制度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自中央到地方由三个主要环节构成。第一个环节就是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元首制度，第二个环节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就是朝廷，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政治、军事；第三个环节是地方行政制度。
——摘编自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1)依据材料和所学，指出秦始皇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构成及意义。
 左侧人物是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中之“舜"(垂裙帽、窄袖为胡服特点),右侧为河南洛阳北魏孝子石棺画像中之“舜”(宽袍大袖为汉服特点)。 |  上图是南朝画像砖的托盘人物,前两位男性,后两位是女性。都穿大袖口短上衣,腰间系带,下身都穿挎褶(挎褶是北朝应用最广的服饰)。 |
(2)依据材料和所学，对以上两幅图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进行简要说明。
(3)指出①②的史料类型，简述两则史料在研究唐代制度变化时的价值。
西汉时期，北方地区城市有1187个，南方地区为391个。唐元和年间北方地区城市数量为806个，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有1176个。北宋时期，中国形成了以汴京、临安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元时期，西藏形成了宣政院、乌思藏宣慰司、十三万户三级管理体制，十三万户府所在地一般都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明成祖时，政府相继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军事重镇，部分军镇后来成为重要的综合性城市。明朝后期，全国有40多座大的工商业城市，其中有14个位于今浙江地区，16个位于大运河沿线，10个位于长江沿线。康熙十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设治管辖，南疆的农耕经济和商业贸易都有一定的发展，由此带动城市的发展。
——摘编自何一民《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分布的变化与特点》
(4)依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城市分布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