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讨论之中，贤良文学诸人属于儒家立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法家立场。据桓宽《盐铁论》所录，儒生是绝对的反战主义者，他们认为汉武帝在位时期，一切以对外作战为第一，不惜用以次充好、强买强卖，哄抬物价种种办法筹款，致使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再加上为丁稳定，不惜采用恐怖手段维系统治，更使人民吃不消。连年征战，民穷财尽，民怨沸腾，因而绝不能再走与民争利的法家路线。桑弘羊主持朝廷财经事务长达30余年之久，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抑制豪强大家，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

盐铁讨论的结果，据《盐铁论》载为“请且罢郡国榷酤（酒政）、关内铁官”。会议虽未能完全依照贤良文学的建议，但他们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民间代表人士的辩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据劳榦《秦汉简史》等整理

材料   秦汉时期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将华夏（汉族）、西域各族、诸羌、百越、西南夷等族统一于多民族国家之内，中华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由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了河西、西南、岭南和漠北边疆区域，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广泛活动的地理空间，也形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基本地域。

——摘编自安梅梅《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民族管理体制研究》

材料   在社会处于动荡之时，变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战国的变法运动是最好的典型；在社会处于由稳定到发展的转型阶段“守成”政治完全是不合乎时宜的。只有主动地推行制度革新才不至于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也是许多具备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所一再肯定的。

——孙家洲等《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4 .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叛者，身得斩罪，妻、子仍流二千里。若唯有妻及子年十五以下合赎，妇人不可独流，须依留住之法，加杖、居作……在室之女，不在配限”；“造畜者虽会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无家口同流者，放免）”。

——《唐律疏议》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有其地位和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中的讲话

汉代的移民实边

材料一   西汉形势图

材料二   河西水源丰沛，河沟众多，草木茂盛，土地肥沃，雄关、险津环峙，是屏蔽关陇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之时所锐意经营的西进道路上的重要中继站，是西汉都城长安的御守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摘编自刘玉璟《汉代入迁河西地区移民研究》

材料三   由于本地人口不多，且驻军花费巨大，武帝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元封二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敦煌以东的西北地区不仅设立了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其下设乡、里、亭等基层组织，还设专职都尉“主屯田殖谷”。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已有28万多人。加上屯田的士卒，整个河西约有40万人。《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藏（今）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

——据《汉书》《后汉书》整理

材料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的打击之后，儒家学派艰难地维持了下来，阴阳家学派的主流则从此渐渐湮没无闻。汉初儒家学派的主要精力在于对儒家经典及解释史献的抢救性挖掘、整理与传永。此时真正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居于指导地位的是黄老道家。直到汉武帝朝董仲舒等人的出现，才改变了儒家在思想界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受人冷落的局面。

董仲舒是正统的儒家学者，但他在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的许多提法，已去孔子、孟子甚远。最突出的就是董仲舒用阴阳五行、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儒家天人体系。董仲舒宣称“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枯，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不仅调整人间秩序，鬼神和一切生命体都在其规范之中，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这固然是儒家在黄老刑名之学和帝制皇权的挤压下，适应时代形势需要所不得不进行的调整，然而董仲舒对孔孟之道作出这样的改造，也会有稷下齐学邹衍等学者思想影响的因素。

——摘编自杨衍、陈民镇《从清华简看阴阳家与儒家的交汇》

材料   “天下观”是中国古代儒家精英用来处理内政外交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下表是中国历朝代表人物的天下观。

——摘编自周桂银《中国古代“天下主义”的千年传统：演进、内涵和特征》

材料   古今中外出现了众多的历史学家以及多元的史学范式，这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多重视角。

材料   汉高祖时期任命的刘姓诸侯国相基本都是最早加入刘邦集团的将领，地位普遍很高。在刘邦制定“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王原则时，这类军功阶层极力维护建立于郡国并行制基础上的汉政权。此时所封刘氏诸王大多年幼不能执政，故由诸侯国相、傅代理掌治其国，帮助王国稳定。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相互协作，为汉初中央政府制定的政令、举措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文、景时期，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的冲突、诸侯王骄奢不法之事逐渐增加。诸侯国相在中央命令下，从王国内部取得对王国兵权的控制。“七国之乱”后，汉武帝为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而设立“左官”“附益”“阿党”，“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

汉武帝晚年至昭宣时期，诸侯国相的职能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宣帝继位后，“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即重用“通经”“明理”并熟悉政事的大臣为郡国守相，来循吏拊民。此时期诸侯国相在职责上除了监督、辅助诸侯王外，还有着提高地方治理政绩的责任。元帝好儒学，即位后为包括太守、诸侯国相在内的地方官员附加“宣明教化”地方人民的职责。成帝时期，正式提出将相、内史与郡太守、都尉对等接轨，制度上规定相承担王国行政职责。

——摘编自陈昆、李禹阶《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鸦片战争前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   

——摘编自孙进已《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