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朝灭亡后，反思秦亡成为当时的主题，贾谊当属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过秦论》中反思秦亡，探究汉代政道的问题在于继承秦制，从源头上进行反思；《治安策》则针对文帝统治当下存在的问题。贾谊认为秦以霸道取天下，却不能长久，汉朝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弃霸道而就王道。贾谊吸收前人的思想，并加以系统化，以“道”作为他政治哲学的基础。在贾谊那里就像在老子那里一样，道是最高和最终的本原。……贾谊清醒地看到，民众是贤肖皆备，但选拔人才仍要让人民参与。政道和治道的统一就在于教化，教化的关键在于教化者自身必须是教化的体现，这样才能化名成俗。贾谊在中国政治霸道原则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仍试图恢复王道的政治原则，统治者并未予以重视。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1)根据材料，概述贾谊政治思想的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贾谊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
材料 在经历十五年的战乱之后，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政权，积极重建官学教育体系。自光武至明章之世，由于统治者对官学教育都比较重视，经常亲临太学及三雍，养老行礼。讲经辨学，奖赐太学博士及弟子极为丰厚，导致学风大盛，延及周边四夷蛮荒民族，如匈奴就曾派子弟到太学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接受外邦留学生的记录，由此可知，东汉的官学教育可谓盛况空前。东汉政权对地方官学的兴建也极其重视，桓帝时南阳太守刘宽“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东汉郡学遍布于十三个刺史部，而以扬州、益州、兖州、荆州等地为最盛，甚至在边远的武威、九真、交阯等地也建立有郡学，自东汉明帝以后，地方官学出现了从郡向县乡延伸的趋势。
——摘编自屈直敏《两汉地方官学建置考》
(1)据材料概括东汉官学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官学发展的原因。(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官学教育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1974年以来，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先后发掘了三座大型兵马俑从葬坑，其中有陶俑7000多个，这些武士造型高大，平均身高为1.8米。这些高大的武士身披铠甲，排列成庞大的军阵，面向东方，气势雄伟，震撼人心。从身体造型来看，秦俑稍嫌呆滞凝重，动感不强，注重面部表情的塑造，将士中没有完全雷同的形象，眉毛、鼻子、眼睛的细微不同透露着他们的不同想法。
汉代兵马俑在造型和气势上不如秦俑，杨家湾汉墓出土兵马俑2000多件，徐州楚王陵中出土兵马俑4000多件。汉俑体形较小，骑兵俑高的只有68厘米，立俑高42—48厘米，手中所持也不是秦俑所持的真正实用兵器，而是象征性武器。汉俑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的刻画，这些陶俑单纯洗练，神态威严，面相饱满，堪称陶塑艺术中的佳作。
——摘编自郑师渠、许殿才《中国文化通史》
材料二 陶俑的使用是为了使死者能在冥世继续如生前一样生活，所以它真实承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从艺术的角度看，陶俑就是古代的人像雕塑。现存的千千万万俑像，汇聚了历代的各种人物造型，体现着古代雕塑艺术发展脉络、各个时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历代审美习尚变迁及人们的精神面貌。从历史的角度看，陶俑则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宝库。陶俑自商代后期开始出现，到清代消亡绝迹，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古代，蕴含了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到生产、生活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我们今天了解认识古代中国的一部形象的历史。
——陕西省文物局《走进博物馆》
(1)根据材料一、对比秦代和汉代兵马俑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兵马俑所体现出的秦汉时期共同的时代特征。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陶俑的重要价值。
材料一 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兴盛于汉武帝时期。它全面吸收了楚辞所拥有的华美的辞藻，并且又比楚辞的句式更为灵活，使其表现力更强。此外，它还吸纳了战国时期的纵横之风，但是与战国时期所有的纵横之风又有所不同。汉赋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在盛世之下所拥有的激情，表现出了汉朝的土地辽阔、宏伟山川、繁华社会与丰富的物产等。
——摘编自王娜《汉赋与汉武帝时期的文学风尚》
材料二 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公案、灵怪等不同种类，并在之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进行新的创作，逐渐具备小说的规模。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摘编自陈文新《中国古代文学》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汉赋和明清小说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汉赋和明清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它们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室内焚香肇始于春秋战国，两汉时期熏香风气在上层社会流行开来，来自西域各国的香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唐代用香更为增多，佛教与外来的印度文化为中国的寺庙带来了大量的新香料，而众多的有关焚香和香料的习俗和信仰也随之传入了中国，从而加强和丰富了中国古老的焚香传统。作为礼佛的重要活动焚香，向道教和儒家礼仪渗透，吸引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参与。
——摘编自田梓榆《十四世纪前中国古代香具典型器研究》等
材料二 宋代是香文化的高峰。香药在当时海外进口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仅次于盐业、茶业、酒业等的一大产业经济。进入宋代，香药的使用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官僚，也开始大量进入下层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用香、建筑用香、节日习俗用香等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摘编自夏时华《宋代香药经济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唐香文化发展的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香文化盛行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从汉到宋香文化发展的趋势。
材料一 汤（商王）名天乙。见于《世本》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记》仍之。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罗参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观于大戊。卜辞亦作天戊。卜辞之大邑商，《周书·多士》作天邑商。盖天、大二字形近，故互讹也。且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却大戊。皆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
——摘自王国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材料二 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最初排序是《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奉皇帝的旨意，将“老子、庄子”一篇升为列传之首。放在伯夷之前。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唐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三年敕升於《史记》列传之首，处伯夷上，于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为。”
——摘编自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
材料三 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
——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1)根据材料一，简析王国维认为商汤当称“大乙”而非“天乙”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唐朝修改《史记》中列传择序的目的。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研究《史记》的特点，并概述影响学者研究《史记》的因素。
材料一 儒家学说在汉武帝尊崇儒术之后得到极大发展。武帝始置“五经”博士，宣帝末增至十三经博士，由此开启了儒学的极盛时代，儒学也成为此后历代王朝所认可的正统思想。汉代前中期，武、昭、宣三帝在皇族中大倡儒学。甚至将其作为储君必备的素质，如楚元王一脉对西汉儒学的发展贡献颇多，是汉代历史上少有的皇族儒学世家。诸侯王国的傅、相、中尉、内史等主要职官均由大批儒生担任，他们辅王为政、谏王过失、助王教化，使宗室诸王在无形中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西汉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大力推崇儒学，在宗室子弟中进行普遍的儒学教育，推动儒学在汉代宗室的普及与发展。
——摘编自龚阔英《论西汉宗室对儒学的接受与践行》
材料二 自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以后，两汉时期的皇帝常亲自到孔子故居祭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使儒学上升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汉代以察举制度选官，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和郡国学培养学生。汉元常即位后，儒生地位进一步提高，朝廷主要机构里充斥着儒生官员。西汉末年，实际掌控西汉政权的王莽也重用儒生，托古改制，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到两汉时期，随着汉光武帝对儒学的重视，儒学在社会各阶层普及开来，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摘编自杨爱国《论东汉儒学在社会上的普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时期促进儒学在汉宗室中普及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汉时期儒学在社会各阶层中普及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秦并六国，统一西戎、百越、西南夷，建立起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最高统治者称皇帝，被认为是天下的主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在统治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促进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统一，扩大了华夏文化的传播，加强了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与交融。汉承秦制，是秦统一王朝的继承与发展。秦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处在统一政权治理下的各民族进一步交融发展，华夏民族吸收边疆民族成分，发展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民族共同体——汉族，以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了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各方面的进一步统一，“华夷一统”观念得到加强。
材料二 宋统一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与北方的辽及后继的金、西北的西夏形成并立之势。宋虽无力恢复汉唐大一统之治，但以华夏正统自居。契丹建立辽朝，统一北方诸族，形成了草原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辽文化。契丹统治者以中华正统自居，将当时的宋、辽政权并立局面比作南北朝。继辽而起的金朝是由地处东北的女真人建立的。金灭辽、北宋，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交融。宋室南渡，大批汉人南迁，促进了江南的发展。而女真人南迁契丹、汉地，推动了北方民族的交融发展，并迅速走上了汉化道路。金朝统治者自居中华正统，奉行尊孔崇儒政策，“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在金朝的统治下，女真及北方各族进一步发展，民族交融与中华认同加强。
——摘编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宋时期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史记》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追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史记》所创造的纪传体体载，成为此后两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使义精神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军首领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功绩的同时，又斥责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由于这种背离传统的历史态度，《史记》曾经被称为“谤书”。
《汉书》记载的历史上起汉高祖时代，下迄王莽初期，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对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历史，《汉书》基本承袁了《史记》的记载。《汉书》的《古今人表》《百官公卿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是《史记》之后的创新。《汉书》的体例，对后来的纪传体正史影响很大。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学确立了文化统治地位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以致《汉书》的历史批判精神较《史记》进步。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史记》与《汉书》不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史记》《汉书》为例，分析史学经典著作所具备的基本要素。
材料一 司马迁撰写《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司马迁将其“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妥，故断汉为史，撰《汉书》，以彰显汉代历史地位。上述两者对后世影响深远。
材料二 20世纪初期，章太炎指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梁启超认为，“《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他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
——以上材料摘编自赵梅春《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两人治史观点的不同，概述两书成书的历史共同因素。
(2)比较材料一，概述材料二呈现的新观点，及其反映的治史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