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书籍书写材料都是比较笨重的，埃及的纸草、西亚的羊皮、印度的桦树皮、中国的简牍，都不利于传输，特别是远距离传递。从中原往西，丝绸之路上也出土过一些早期的书籍，比如1956年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这些木简为松木制成，尺寸颇长，因此如果在古代的车子上运载的话，极易折断……纸传入中亚，被佛教徒使用之后，可以抄写、传播更大篇幅的佛典。

——摘编自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

材料二   秦汉时期，户籍等各类基础帐簿只能在乡制作。但乡吏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份以及鱼肉百姓的行为，向来为统治者所诟病，皇帝也因朝廷不掌握基础帐簿，无法遏制地方上计的严重造假。纸张代替简册后，基础帐簿上移至县廷制作，基层事务由县令统揽，帐簿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材料   在经历十五年的战乱之后，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政权，积极重建官学教育体系。自光武至明章之世，由于统治者对官学教育都比较重视，经常亲临太学及三雍，养老行礼。讲经辨学，奖赐太学博士及弟子极为丰厚，导致学风大盛，延及周边四夷蛮荒民族，如匈奴就曾派子弟到太学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接受外邦留学生的记录，由此可知，东汉的官学教育可谓盛况空前。东汉政权对地方官学的兴建也极其重视，桓帝时南阳太守刘宽“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东汉郡学遍布于十三个刺史部，而以扬州、益州、兖州、荆州等地为最盛，甚至在边远的武威、九真、交阯等地也建立有郡学，自东汉明帝以后，地方官学出现了从郡向县乡延伸的趋势。

——摘编自屈直敏《两汉地方官学建置考》

材料一   1974年以来，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先后发掘了三座大型兵马俑从葬坑，其中有陶俑7000多个，这些武士造型高大，平均身高为1.8米。这些高大的武士身披铠甲，排列成庞大的军阵，面向东方，气势雄伟，震撼人心。从身体造型来看，秦俑稍嫌呆滞凝重，动感不强，注重面部表情的塑造，将士中没有完全雷同的形象，眉毛、鼻子、眼睛的细微不同透露着他们的不同想法。

汉代兵马俑在造型和气势上不如秦俑，杨家湾汉墓出土兵马俑2000多件，徐州楚王陵中出土兵马俑4000多件。汉俑体形较小，骑兵俑高的只有68厘米，立俑高42—48厘米，手中所持也不是秦俑所持的真正实用兵器，而是象征性武器。汉俑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的刻画，这些陶俑单纯洗练，神态威严，面相饱满，堪称陶塑艺术中的佳作。

——摘编自郑师渠、许殿才《中国文化通史》

材料二   陶俑的使用是为了使死者能在冥世继续如生前一样生活，所以它真实承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从艺术的角度看，陶俑就是古代的人像雕塑。现存的千千万万俑像，汇聚了历代的各种人物造型，体现着古代雕塑艺术发展脉络、各个时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历代审美习尚变迁及人们的精神面貌。从历史的角度看，陶俑则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宝库。陶俑自商代后期开始出现，到清代消亡绝迹，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古代，蕴含了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到生产、生活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我们今天了解认识古代中国的一部形象的历史。

——陕西省文物局《走进博物馆》

材料一   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兴盛于汉武帝时期。它全面吸收了楚辞所拥有的华美的辞藻，并且又比楚辞的句式更为灵活，使其表现力更强。此外，它还吸纳了战国时期的纵横之风，但是与战国时期所有的纵横之风又有所不同。汉赋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在盛世之下所拥有的激情，表现出了汉朝的土地辽阔、宏伟山川、繁华社会与丰富的物产等。

——摘编自王娜《汉赋与汉武帝时期的文学风尚》

材料二   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公案、灵怪等不同种类，并在之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进行新的创作，逐渐具备小说的规模。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摘编自陈文新《中国古代文学》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