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秦汉（主要是汉代）时期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从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秦汉时期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
——摘编自李宗桂《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材料二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体现出一种济世情怀。当时士人对流传多年的传统经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绝不轻易认同前人，并对传统经学家“疏不破注”的做法不以为然。最具代表的人物有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三人。宋代学者几乎对所有流传下来的经典，都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盲从古人。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岚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摘编自董德志《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文化形成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文化的特征并分析宋代文化的影响。
材料一 《史记学概要》中指出，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热情歌颂了项羽在灭秦斗争中所建立的伟大功绩，虽也写了他的缺点，但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材料二 《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称帝后与诸臣讨论何以得天下时，大臣王陵等人评价项羽“仁而爱人……（却）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弃项羽投奔刘邦后曾说：“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
材料三 朱东润在《<史记>及史家的传叙》中指出：在史家的著作里，……若干人必然有若干共同的事迹，要把每个人的事迹，都在（各自的）本传里叙述，那么必然有若干的重复或雷同。……（若用互见法）就可以节省笔墨。
材料四 张大可的《司马迁怎样塑造历史人物》认为：既要选择和集中材料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又不失历史之真，司马迁巧妙地运用互见法来统一二者的关系，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材料五 朱自清所著的《<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评述：《史记》互见的体例，……又常用来寄托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作者认为某历史人物该褒，便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专叙其人的长处，……遇到该褒的人确有短处，无可讳言，……便也用“互见”的办法。
《史记》中的迭见法是指在不同篇目以完全重复或大致相同的简洁之言错综重复某些人事。
材料六 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霸），不亦宜乎？
——《史记·齐太公世家》
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举行了周天子才能进行的祭祀活动）僭端见矣。
——《史记·六国年表》
孔子布衣，（逝后）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史记·孔子世家》
(1)《史记》是一部（ ）| A．纪传体断代史 | B．纪传体通史 | C．编年体断代史 | D．编年体通史 |
(2)《史记》体例，本纪叙天子，世家叙诸侯，列传写人臣，等级森严。但司马迁却破格将未曾称帝的项羽列入本纪，这总体上是对项羽（ ）
| A．历史地位的肯定 | B．未曾称帝的失望 | C．行为乖张的讽刺 | D．地位出身的贬低 |
(3)结合材料一、二，归纳司马迁如何运用“互见法”来描述项羽？
(4)结合上述材料，简述司马迁采用“互见法”描述项羽的原因。
(5)“三家分晋”是两个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发生变化的典型事件。这两个时期是（ ）
| A．西周与东周 | B．春秋与战国 | C．三国与西晋 | D．西晋与东晋 |
(6)从表中四例归纳，司马迁运用迭见法重复记录的事件，有何共同特征？
(7)司马迁对以上四例运用迭见法进行叙事，寄寓着其怎样著史意图？
(8)司马迁以互见法、迭见法叙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试说明之。
材料一 《史记》 以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思想作指导，描述一个从五帝、三王到秦、项(羽)、刘汉的政治统绪(即政权的连续性)轨迹，“五帝三王” 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统绪的渊源;它宣扬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视各民族为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它不但重视对黄帝、夏禹和秦朝的国家疆域沿革考察，而且对汉王朝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作出了全面反映，体现了司马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一种认同。
——摘编自汪高鑫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材料二 辽、西夏政权都是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但在权力的运作中，汉族士大夫扮演着重要角色。辽、西夏重用汉人，吸纳中原王朝的官制建立本朝制度。耶律德光将“大契丹国”改国号为“大辽”，“大辽”有包容广大之意。党项族的元昊称帝时，国号为“大夏”，“夏”者义训为“大”，亦有继承夏朝之意。这些国号更名也是对历史文化认同的表现，同时显示出它们是“大汉”“大唐”“大宋”的延续者。
——摘编自刘开军《再现民族间心灵沟通的历史长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史记》历史叙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西夏政权修改国号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书籍书写材料都是比较笨重的，埃及的纸草、西亚的羊皮、印度的桦树皮、中国的简牍，都不利于传输，特别是远距离传递。从中原往西，丝绸之路上也出土过一些早期的书籍，比如1956年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这些木简为松木制成，尺寸颇长，因此如果在古代的车子上运载的话，极易折断……纸传入中亚，被佛教徒使用之后，可以抄写、传播更大篇幅的佛典。
——摘编自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
材料二 秦汉时期，户籍等各类基础帐簿只能在乡制作。但乡吏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份以及鱼肉百姓的行为，向来为统治者所诟病，皇帝也因朝廷不掌握基础帐簿，无法遏制地方上计的严重造假。纸张代替简册后，基础帐簿上移至县廷制作，基层事务由县令统揽，帐簿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纸张发明前书写材料的类型，并简要概括纸张的优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纸张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影响。
材料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天灾频仍，导致了连年疾疫，这不仅使当时的医家们面临“拯救夭枉”的历史责任，也为他们经验的积累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自幼嗜好医学，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和多年行医积累的丰富临床实践，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撰写出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对中国医学史影响深远，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伤寒杂病论》较正确地反映了急性传染病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东汉以前对急性传染病诊治的丰富经验，有着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和影响。直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医家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
——摘编自李经纬《中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伤寒杂病论》得以成书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伤寒杂病论》的主要价值。
材料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是世界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编纂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他早年曾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等地。“他每到一处总是精心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考察文物古迹，多方采集各种民间传说、风俗习惯、法律、政治以及宗教等，并且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或者任何偏见。”因此，西方学者强调是“希腊人首创了史学”。司马迁第一次汇总古今典籍，“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建了记叙中国通史的纪传体，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两者在史学方法方面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相似又宝贵的文化遗产。希罗多德《历史》主题虽然是希波战争，但是实际上叙述的是亚欧非三洲当时希腊人所知历史范畴内的重大事件，例如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西徐亚的历史都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除着重记述了华夏民族以外，还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了当时边远少数民族和周围国家的史实。在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列传中，他以简明扼要的笔法描绘了各族各国的源流和概况。
——摘编自丁燕霞《东西方“史学之父”之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比较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史学研究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共同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下表为部分古籍关于魏晋以前诗歌的记述摘编
| 古籍 | 记述摘编 |
| 先秦《尚书·尧典》 | 诗言志，歌永言（延长诗的语言），声依永，律和声 |
| 先秦《国语》 |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
| 西汉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 |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
| 东汉班固 《汉书·艺文志》 | 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自孝武（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
| 东汉何休 《春秋公羊传》 |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
材料二 魏晋之后，名为乐府诗，但只取其旧题而完全脱离了固定的乐府曲调，不能唱只能读的，和不依旧题，自编新题名目，只可读不能唱的两种形式的诗歌日益增多，这正是以纸为媒介的文字交流兴盛的结果。书信中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彼此互寄所作诗赋的情况，诗作的题目中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答某某》《和某某》《赠某某》这样的字眼。可见这时文人之间交流情感，已经是把歌词写在纸上，让对方在纸上去看。诗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直抒胸臆，变得越来越重视情境的描绘；由过去的感于哀乐肆口而发，变得越来越重视伫兴（感情的蓄积）与构思；由过去一唱三叹的声气的强调，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藻饰和排铺。
——摘编自李壮鹰《纸与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至汉代诗歌承续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说明魏晋至隋唐诗歌的变化及其原因。
东汉初年许慎所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著作，书中保存的大量古字古义，可为研究古代典籍文献、探讨文字起源流变提供宝贵的证据，清代的《康熙字典》、现代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都深受其影响。
材料一：《说文解字》的编撰以小篆为基础，同时参考其它古文字，博采众家之说，力争各种解释都“信而有证”。编撰时还“分别部居”，即按部首排列的方式将文字做了归类。许慎认为文字是理解经义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全赖文字。
——据许慎《说文解字·叙》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许慎《说文解字》的编撰特点。
材料二：“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汉学”崇尚考据，反对“宋学”空谈义理，戴震是汉学派的代表人物，对《说文解字》很有研究，并将其研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段玉裁，其代表作是《说文解字注》）。自是《说文》学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
——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整理
(2)根据材料二，分析乾嘉时期“《说文》学风起水涌”的背景。
(3)结合上述材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明《说文解字》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