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蕴含的民族思想建立于儒家“大一统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将六个少数民族史列传纳入到“七十列传”之中，这种视各民族为一体的做法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司马迁还表达了他所处的西汉中期的历史学观念，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提出“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将史学看作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希望在历史研究中得出国家兴衰的一般规律。换言之，他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通变”即“治乱兴替”的一般规律。
——摘编自张士民《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特点刍议》
材料二 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写道：“史学者，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面对西方史学的发达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重视程度，梁启超认为中国史籍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陈陈相因，原因在于“旧史学”造成人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力主摒弃传统的以帝王称号为纪年的方法，设想“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关于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梁启超主张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为依据作相应表述，将中国历史发展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梁启超的思想将散于各方的势力聚拢起来，掀起了新史学思潮，震动了当时史学界。
——摘编自张越《“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司马迁取得的史学成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背景及目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共同之处。
材料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天灾频仍，导致了连年疾疫，这不仅使当时的医家们面临“拯救夭枉”的历史责任，也为他们经验的积累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自幼嗜好医学，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和多年行医积累的丰富临床实践，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撰写出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对中国医学史影响深远，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伤寒杂病论》较正确地反映了急性传染病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东汉以前对急性传染病诊治的丰富经验，有着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和影响。直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医家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
——摘编自李经纬《中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伤寒杂病论》得以成书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伤寒杂病论》的主要价值。
材料 秦朝灭亡后，反思秦亡成为当时的主题，贾谊当属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过秦论》中反思秦亡，探究汉代政道的问题在于继承秦制，从源头上进行反思；《治安策》则针对文帝统治当下存在的问题。贾谊认为秦以霸道取天下，却不能长久，汉朝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弃霸道而就王道。贾谊吸收前人的思想，并加以系统化，以“道”作为他政治哲学的基础。在贾谊那里就像在老子那里一样，道是最高和最终的本原。……贾谊清醒地看到，民众是贤肖皆备，但选拔人才仍要让人民参与。政道和治道的统一就在于教化，教化的关键在于教化者自身必须是教化的体现，这样才能化名成俗。贾谊在中国政治霸道原则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仍试图恢复王道的政治原则，统治者并未予以重视。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1)根据材料，概述贾谊政治思想的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贾谊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
东汉初年许慎所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著作，书中保存的大量古字古义，可为研究古代典籍文献、探讨文字起源流变提供宝贵的证据，清代的《康熙字典》、现代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都深受其影响。
材料一：《说文解字》的编撰以小篆为基础，同时参考其它古文字，博采众家之说，力争各种解释都“信而有证”。编撰时还“分别部居”，即按部首排列的方式将文字做了归类。许慎认为文字是理解经义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全赖文字。
——据许慎《说文解字·叙》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许慎《说文解字》的编撰特点。
材料二：“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汉学”崇尚考据，反对“宋学”空谈义理，戴震是汉学派的代表人物，对《说文解字》很有研究，并将其研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段玉裁，其代表作是《说文解字注》）。自是《说文》学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
——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整理
(2)根据材料二，分析乾嘉时期“《说文》学风起水涌”的背景。
(3)结合上述材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明《说文解字》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兴盛于汉武帝时期。它全面吸收了楚辞所拥有的华美的辞藻，并且又比楚辞的句式更为灵活，使其表现力更强。此外，它还吸纳了战国时期的纵横之风，但是与战国时期所有的纵横之风又有所不同。汉赋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在盛世之下所拥有的激情，表现出了汉朝的土地辽阔、宏伟山川、繁华社会与丰富的物产等。
——摘编自王娜《汉赋与汉武帝时期的文学风尚》
材料二 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公案、灵怪等不同种类，并在之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进行新的创作，逐渐具备小说的规模。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摘编自陈文新《中国古代文学》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汉赋和明清小说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汉赋和明清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它们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 A．楚辞创作的盛行 | B．大一统局面的出现 |
| C．官办教育的确立 | D．“独尊儒术”的实施 |
材料一 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战国时期士人无秩序的流动相比，两汉时期，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各项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从流动的趋向上来看，“学而优则壮”是汉代士人的主要价值取向，此外，学术领域，方术领域，工商领域等社会领域中也有大量士人流入。在隋唐以后“科举的社会”中，乡间社会是落第士人在科场困顿后不得不选择的归处，汉代则不然，广阔的乡间尽管吸纳了很多仕途失意的士人，但同时也有相当规模的士人，在绝意官场或无心工商、方水等社会领域后，自觉主动地选择沉淀于其中。汉代四百年间，以儒士为主体的士人持续性向官场的流动，有精于此，汉代政治的尚贤特质才开始形成，并最终定型。
——摘编自杨豪马德青《汉代士人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二 社会流动充允许队一个社会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有的经提升而转移到较高的阶层，有的经下降而转移到较低的阶层，对于中国的社会晋升途径，有教育、行医、从军、从政、经商、婚姻、革命和造反等途径。有学者分析了近代直隶农村的社会流动，认为“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晚清直隶农村社会成员在农村危机、近代化带动、大众追求三个动力合力的作用下，通过科举、新式教育、参军、经商、流民等各种途径实现了社会垂直流动。”
——摘自杨豪《回顾与思考：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述评》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土人社会流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乡村社会流动实现途径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战国以来，民间在长期战争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峭急骠勇之风。秦及西汉立国，战争中“攻城先登”与“趣攻战疾”者得以立功封侯的特殊背景对社会文化心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汉武帝执政，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社会生活节奏更为骤急。战国至西汉，民间广泛流行称为“驰逐”的飞速驰车、争先竞胜的竞技项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孙膑以智谋帮助田忌驰逐取胜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到民间游戏有所谓“博戏驰逐”。高速驰车已经成为许多皇室贵族狂热的嗜好。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
材料二
宋代相扑是一种较为激烈的强身健体的运动。宋太祖在我旅之中，就曾制定过角力斗殴以较胜负、渐增俸缗的“圣训之法”，这是非常明确的以相扑训练增强将士体质的措施。南宋建炎中兴，著名将领如韩世忠、岳飞等，在部队中贯彻相扑的练兵方法，获胜的予以嘉奖。同时，相扑也得到了普通市民的喜好和认可。
——摘编自伊永文主编《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驰逐”运动盛行的历史背景及其反映的时代精神。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相扑运动盛行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