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二   明代，江南棉、桑种植逐渐广泛，可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棉）花”。以致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至明代“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即使是产米之都的苏州，也多依赖湖广之粮。江南地区种植烟草、竹木、花卉之人日广，扬州、杭州等地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供应市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形成了长工、短工、月工、忙工、伴工等雇佣形式。他们多接受雇主的工钱，同雇主的生产相结合，为雇主生产，增殖其价值。此外，江南农民或迫于生计，或欲发财致富，弃本逐末现象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材料：西晋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谓识治（治理国家）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夫。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用兵谋略），非其所长欤。”该评价引发了关于“陈菲是否有意贬抑诸葛亮”的长期争论，成为一桩史学公案。此案在历代史书中的书写情况大概如下：

材料一 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是东汉士家大族势力发展的延续……东汉至西晋时期，世族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显著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不足以超越皇权。到了东晋时期，权力结构才发生了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得以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从东晋时期的史实来看，士族在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权益，不容皇权侵犯。与此同时，皇权也不容许任何一姓士族撞自废立。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均衡与共治才得确保统治秩序的的平稳……淝水水之战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士族势力大不如昔，东晋政权也日渐势微，门阀政治呈现日趋崩坏之势……士族虽保留了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已不复存在，门阀政治逐渐回归于皇权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南北朝后期，门阀士族已经显出衰落的迹象。至隋唐时期，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

材料二 在教育不普及而又信奉经典信仰的社会中，知识阶层极易获得平人们的尊重，而这种情况常常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淡薄。在魏晋南北期时期，学术的中心在士族集团，总体上来说，士族子弟即使不学无术，普通平民仍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们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空间内普及，学术的中心由家族转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士族失去了在礼法门风上的优势。一方面，他们所自矜的礼法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寒庶成地主中也出现了很多“名节风教”之人；另一方面，一些士族门风日趋败坏，出现了不少家风沦替的例子，两方面的合力使士庶区别日趋泯灭，动摇了士族赖以生存的等级特权。

——摘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

材料一　东汉、魏晋时期，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内迁。擅长骑射的匈奴人，逐步由游牧转入农耕生活，发展了冶铁和制陶等手工业。山西南部的羯人，大部分都从事农耕，善于织布，喜欢穿青绛色的衣服。西晋时，洛阳贵族官僚，争用胡床、方凳等西北各族的家具；各族人民与当地汉人错居杂处，汉族人民也学习经营畜牧业。

材料二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写道：“孝文帝明知鲜卑游牧故习，完不足统治中原，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成，使其整体的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