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朝南北统一，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人力物力的控制。隋炀帝即位后，开通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一方面，开运河是为了巩固隋封建政权的需要，通过运河直达江淮，从而加强了洛阳与江南地区的联系，以进一步控制江南。另一方面，江南地区“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优，覆衣天下”。关中和河洛地区的物资不足以供应隋中央政府的需要，须转运南方的物资。运河开通后，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5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胡曾《汴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体《汴河怀古》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李敬方《汴河直进船》

材料三   唐朝沿用了隋朝开辟的大运河。唐高祖、唐太宗在位期间，每年从外地通过运河输送到长安的粮食约20万石，唐玄宗天宝年间增加到250万石。安史之乱后，唐朝还能再延续150多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运河转运的东南财赋支持。大运河把长安、洛阳、涿郡、江都（扬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系起来。杭州在中唐以后日益繁华，“万商所聚，百货所殖，……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

材料四   2014年，中国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范围分布在中国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千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和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

——援引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学习强国》人民网等资料汇编

“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成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成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材料一   多维视角下的隋代政区改革 高祖（文帝）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油（到）于九载，麻定江表，寻以户口溢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州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查。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

——《隋书》卷29《地理志》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材料二   研究行政区划至少与3三个学科有基本关系，一是历史学，二是地理学，三是政治学。行政区划不但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种历史现象。行政区划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没有哪一个政区不是前代的沿袭或变革。

行政区划又是一种地理区域，是一种人为的空间概念，它的存在与变迁都与其他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既是划定于地球表面之上的，当然要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而行政区划之中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实际上包含了人文地理环境。

行政区划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行政关系的产物，行政区划的变迁往往是政治过程造成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需要往往是行政区划变迁的主要原因。

——摘自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隋朝国力雄厚，财政充裕。杜佑《通典·食货典》记载说：

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

609年至610年，隋炀帝为夸耀国家富强，在洛阳举行盛大的表演大会。

《资治通鉴》卷181记载：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dài）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

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zēng）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