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责，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材料二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材料三   从隋末动荡中走来的贞观君臣，对于如何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怀着高度的警惕，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唐太宗曾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唐朝初年，出现了"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的大治局面。

——摘编自刘后滨《唐太宗如何提升民心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