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由来已久，隋唐时期，周边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观念形态深刻影响日本、越南和朝鲜，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借助于发达的对外交通，隋唐王朝还与更广范围的地区有了联系。中亚、西亚和非洲出土了隋唐铜镜、钱币和瓷器，中亚地区城市的建制布局亦同于中原城市。隋唐时期，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最终形成。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殖民者、传教士纷纷东来，并开始系统地翻译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经典，但这些典籍的翻译往往参杂着片面性与民族偏见。此时，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注意到东学西渐的重要性，着手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陈季同以欧洲人的写作风格，写就《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等书，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并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辜鸿铭着手西译儒学经典，如《论语》《中庸》。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史革新《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与前提。

——摘编自张西平《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尝试》

材料一   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在中国初传，主要是作为信仰和方术（旧时指医、卜、星、相、炼丹等技术）流行于民间的。佛教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是从两晋（公元265年至316年为西晋，公元317年至420年为东晋）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论，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国传统学术较少研究的理论问题。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摘编自张明、于井尧《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传教士利玛窦与一行人来到中国广东，他们自称是来自印度的僧人；在知府王磐收到铃铛等礼物后，允许他们留在肇庆。利玛窦是一位博学的传教士，喜欢结交朋友。他随身带着自鸣钟、菱角镜、山海全图，吸引了不少人观看。马礼逊是拉开晚清新一轮西学东渐序幕的第一人。1807年9月，马礼逊抵达澳门，然后进入广州。当时，中国海禁未开，仍然禁止西人传教，马礼逊只能先隐匿于广州的美国商馆。不久，他有了合法身份，有了稳定收入，还结婚成了家。此后，直至1834年逝世，马礼逊一直在广州、澳门及南洋各地进行传教活动。

——摘编自张明、于井尧《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