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