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外国人来华的原因，并概括唐代对外国人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政府加强对赴华内地游历外国人的管理的背景并进行评价。
材料一 魏晋时期时局动荡，远离朝政、逍遥自然成为士人的追求，他们赏识能够洞察世事的女性；对女子的评价也打破“三从四德”的标准，赏识知晓道义忠正廉洁的女性，以衡量君子德行的准则去评判女子；注重内在修养，明理善辩的女性得到了士人的赏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
——摘编自王阳《从<世说新语·贤媛>看魏晋士人的女性观》
材料二 盛唐女子在着装方面表现出了较为大胆的反传统意识，将开放性元素使用在服装之上，描绘着盛唐面貌。(一)女着男装。盛行于开元天宝年间，首先流行于宫中，后成为普通妇女的服饰。(二)胡服。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交往甚多，丝绸之路上商队络绎不绝。在陕西昭陵唐墓出土的陶俑中，那些窄袖紧身、脚穿皮靴的妇女形象，就是唐代妇女崇尚胡服的真实写照。(三)袒露装。……(四)女着戎装。魏晋南北朝以来少数民族妇女尚武的习俗在这一时期仍得以流行，妇女特别喜欢穿戎装。
——摘编自何琳《从张萱<捣练图>看唐朝女子的着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士人阶层的女性观，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盛唐时期女性着装的特点，并分析其折射的社会背景。
(3)材料一、二的作者运用了哪些类型的一手史料进行研究？
材料一：《摩诃婆罗多》这一书名的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18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处在印度从原始部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时代，也是婆罗门教向印度教转化的时代。该书用梵文写成，采用对话体，共有10万颂（每颂为1节双行诗体），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4倍，书中插入了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论述（约占全诗篇幅的一半），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著名的印度教哲学经典《薄伽梵歌》就是其中的插叙之一。
——摘编自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亚非卷）》等
材料二：在中日文化交流中，隋唐以前，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带去生产工具和生 产技术。隋唐时期，中日主要通过互派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
——摘编自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三：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与其他大陆几乎处于隔绝状态的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的100年间，印第安人数量减少了90%-95%，最先被殖民的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的印第安人甚至难觅踪影……大约从16 世纪开始，殖民者从非洲掳掠黑人，贩卖到美洲作奴隶。在此后的三四百年间……上千万黑人奴隶为殖民者在美洲的种植园和矿山提供劳动力，在此期间，很多欧洲人因为各种原因远涉重洋，来到美洲，使白人数量大大增加。
一一摘编自选择性必修 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四：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临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他们不能从临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摩诃婆罗多》的特点。
(2)据材料二，分析隋唐以前和隋唐时期中日交流在形式上和主要内容上的变化。
(3)据料三并结合所学，试举两例“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在文字方面的成就，并回答“很多欧洲人因为各种原因远涉重洋，来到美洲”的契机和对美国文化产生的影响。
(4)联系美洲印第安文化的特点和材料四，谈谈你对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认识。
材料一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隋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也相应得到最为充分的释放。……盛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 而且礼法颇富“胡风”。 胡人礼法观念淡薄，......胡曲与胡舞在唐代大为流行； 唐文化还以博大的胸襟，如“长鲸吸百川”似地吸收外域文化，从它文化系统中采撷英华。
——摘编自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北宋时期， 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 以“天道”“公议”为旗帜， 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 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 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华文化在唐代出现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原因。(2)材料二中“新儒学”是指哪一思想体系?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哪些积极影响?
(3)依据材料三说明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怎样的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三教合祀庙宇的特点，并分析其出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宗教改革在瑞士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宗教文化与时代发展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二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原，直到魏晋以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学的衰微，以及佛教关于“来世”的许诺，更容易使在长期动乱中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产生出幻觉而皈依到佛门之下。自东晋十六国以后历代君主的提倡，则更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与此同时，道教也在传播。东汉末年，道教成为起义军的信仰宗教，两晋之际，葛洪对道教进行改造，提出道儒结合，宣扬服食炼丹、延年益寿之术，符合大族官僚的需要。
——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东汉后期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 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 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 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 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 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据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四 （范缜） 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浮屠害政，桑门蠹俗（浮屠和桑门指佛教）……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堕游，货殚于泥木。
——《梁书•范缜传》
材料五 韩愈从财赋方面指出僧道浪费了封建国家的财富；从封建伦理方面指出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他通过总结历代皇帝如梁武帝等崇佛祸国亡身的史实，认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韩愈传》）；他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大胆地声称“佛如有灵，能作祸焉，凡有殃咎，宜加原省”，（《原道》）。
韩愈模仿佛教的传法世系，编造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该道统由尧开其端，一直传到孔孟，与佛老的“道统”不同，而在时间上更早，且更具正统的权威性。韩愈以孟子之后儒家唯一的道统继承人自任。韩愈还在《原道》中指出了儒家“道统”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孔孟所讲的仁义道德。“道统说”的提出，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得以重新确立。
——摘自周晓光《中国传统文化史》
材料六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主题二 三国至隋唐的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七 唐代儒学较多地吸取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盛行于唐代的佛教，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从天竺引进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璧的天台宗等。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张国刚《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等
材料八 唐代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以往各代。仅《全唐 诗》所录就有两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有丰富的社 会生活内容，也有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的画面。……在艺术上，唐诗也达到高度成熟的境地。 除李白和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白居易、韩愈、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各自具有独创的风格，在诗歌史上形成了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使 我国文学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
材料九 张旭，字伯高，唐代书法家。张旭嗜酒，醉后呼叫狂走，乃下笔，或用自己头发蘸墨来写，醒后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时人称之为“颠张”、其书被称作“狂草”。张旭的草书脱胎于魏晋风流儒雅和飘逸敦厚，用笔较粗，形象深得横壮之势、线条厚实饱满、结构多变；虽然其字奇怪多变，但仍合乎法度，其《千字文》《肚痛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变化起伏跌宕，有如音乐之旋律。唐初诗人高适曾赞誉张旭深得魏晋玄学“弃彼任我”的超脱境界，其书法达到了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高度。唐代中后期的韩愈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立场上以肯定张旭的书法为手段对释家的高闲书法问难。在他看来，一个“四大皆空”和尚不具备“利害必明”“利欲斗进”的条件，一切归于淡泊就不可能产生激情，没有激情，任凭高闲怎样纵横挥扫，也将只有空洞的形式，而无真苦、真乐、真泪的精神内容，也就无所谓书了。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
主题三 中外文化交流
材料十 隋唐是中华对外交流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前代。经由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与文化的碰撞，中华文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雄姿。隋唐统一之后，汇聚南北内外多种文化，融合创新，成为光芒四射的世界文化中心。周边各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深刻渗入日本、朝鲜和越南，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也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十一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十二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试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基础测评*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从汉至唐儒学地位的变化。
(2)依据材料二，概括佛教与道教流行的主要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晋之际儒学信仰危机出现原因，并简析玄学兴起的意义。
(4)依据材料四、五，概括范缜和韩愈二人反佛思想的相同点，并指出韩愈思想的新内容。
*能力提升*
(5)依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6)依据材料七概括唐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7)依据材料八概括唐代诗歌艺术成就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促使唐代诗歌艺术成就斐然的主要因素。
(8)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概括张旭书法的艺术特点及成因。
(9)依据材料九及所学知识，简析韩愈肯定张旭书法价值的社会背景。
(10)依据材料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中国文化圈”形成的主要原因。
(11)依据材料十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表现，并指出唐朝对外开放形成的条件。
*历史纵横*
(12)根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
材料一：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馒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
(1)依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对于外来文化兼容并收的史实，并分析这种文化包容状态形成的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唐朝中期扬州商业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也存在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 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隋唐以后，东亚汉文化圈并非是中国一个国家所创造的文化，而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方的朝鲜、日本等国家与中国共同创造的文化。一方面，它是一个文化大融合与借鉴的过程，包括吸收印度和其它西域文化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东亚各国之间形成了重要的文化互动。“日本模仿盛唐制度，而不取道教；抄袭我国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不学缠足；殊不 失为明智。”……而华夏文明也从周边各国获得了新鲜血液。总之，在接受华夏汉文化的同时，东亚各国并未失去其文明的个性。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第三卷)
材料三：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段的困境，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以致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19世纪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
——摘编自曾加蒙《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墨法三家思想的共同点，并结合所学概述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及其对中国后世思想文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东亚汉文化圈的特点，并用史实说明隋唐以后汉文化圈互动对朝鲜半岛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中华文化向近现代转型时期的特点及其“出路”,并结合所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阐述当代中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据方志记载，宋代进士姓名可考者有29000人，其中两浙、福建等五路约占82％；宋代印书有地可考者1500种，该五路即占80％；反之夔州路（今重庆奉节县）仅有进士103人，而所印之书只有2种。
——摘编自钱存训《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材料三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印刷广告创造了条件，印刷品广告开始出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北宋时期济南制造细针的刘家针铺的一块广告铜版，铜版半尺见方，上面刻有“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字样，中间是月宫白兔捣药图案，右边有“认门前白”、左边有“兔儿为记”8个字，下面还有说商品质量和购买办法的7列28字，这是我国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块被保留下来的广告铜版。
——摘编自吴凯《北宋时期汴梁的商业广告》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通过解读宋代进士人数与各地印书种数之间的关系，概括印刷术在当时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北宋出现商业广告的条件。综上所述，谈谈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材料一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不仅对促进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作为中国同中亚、西亚以及欧、非地区各国商业联系和友好往来的交通要津，载誉于世界文明史册。
——摘编自郭洪纪孙立霞《再说“重开丝绸之路”》
材料二 安史之乱以后，西北边防空虚，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趁机侵占西域土地，丝绸之路沿线混战连连，唐朝因国力衰退，更无力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路上丝绸之路严重受阻。而日本等国不断派遣唐使，开辟海上新线路，中国商人往来于东海航路，在此背景之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发达。
——摘编自周得京《中国丝绸之路的繁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丝绸之路开辟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代丝绸之路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