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政府中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紧张局面：一方是隋唐从北方诸王朝继承下来的制度，一方是出于把它们应用于重新统一的帝国中远为复杂的形势的要求。唐代政府的各个方面都是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这些继承的制度在此期间或被修改，或被更先进、更适用于新形势的体制所代替……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又是行政活动进行法典化和正规化的时期。当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长治久安怀着信心，致使政治家们都倾向于以全帝国适用的统一制度和社会行为的持久准则来考虑问题。

——摘编自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材料二   宋帝国自诞生之日起，在制度设计方面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目的性国家对工具性国家的要求，即动员内部力量以应对国家间生存竞争；另一个是纠正汉唐帝国的政制缺陷，完善工具性国家。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壮大经济资源问题，并着力于提高资源的汲取能力等。就后者而言，主要是在制度上解决基本制度中的缺陷。

——摘编自刘守刚《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材料一   宋太祖：“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争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故？”赵普：“……此无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北宋建立后，统治者鉴于唐后期以来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权稳定的措施。

材料二   如图所示，为北宋中央权力分配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