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殿试在唐代武则天时已有先例，但未成定制。973年，北宋落第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指控权知贡举李昉徇私用情，取舍非当。宋太祖于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及诸科新选人，以李昉乡人进士武济川等材质最陋，应对失次，黜去之。李昉原录取的人中有10人落选，徐士廉经复试中举，证明指控属实，即降李昉为太常少卿，“自兹殿试遂为常式"，从此以后，士人的去取由皇帝亲自决定，所有及第的举子都成为“天子门生975年，殿试与省试开始完全分开，分为两榜，殿试与省试名次，也始有升降之别。975年正月，宋太祖御讲武殿复试举人王式等，对他的近臣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今朕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

——摘编自石静《略论北宋的科举改革》

材料一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个人都依附于某种天然的共同体，包括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天然共同体和拟制的血缘共同体。最初的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非常之弱。个人完全融于天然的共同体里面。当国家产生后，国家就分享了个人的认同和忠诚，削弱了个人对部落、氏族等天然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有了国家之后，氏族和部落就由贵族来代表，个人依附于贵族，贵族再依附于更大的贵族即国王。个人与部落的关系演变成“家族（个人）——诸侯（贵族）——国家（国王）”的关系。秦晖讲的中国的“周秦之安”是削弱了贵族，除掉了贵族这个中间隔层，无数的小共同体（家族）被官僚制整合进大共同体国家之中。社会组织向西极分化，一极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极是底层无数的家庭或家族。虽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中间组织，但作用有限，一般是辅助性的。

——摘编自丛日云VS秦晖：《走出帝制和人的现代化》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发展成熟，是中国古代审计发展的巅峰。比部设于刑部之中，与财政部门完全隔离，财审分离彻底，拥有司法权并配备多位专门的官职，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得以保证。三省六部制的完全确立优化了官僚体系的内部控制，皇帝也重视比部审计，就连皇室用度都要经过比部勾检。……两宋官制，职官分离，与前代有很大的区别。宋初围绕中央集权进行了不少革新尝试，试图在中央机构内部建立起财计管理与财计监督两套班子，进行更直接更经常的审计监督。北宋时，天下财计归三司（亦称三部，即盐铁、度之、户部）三部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还设有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审核军费支出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审计职权较前代分散，并且这种财审合一的内部审计体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难以确保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吕品：《从国家审计演变看古代中国国势变化》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说明，封建社会在当时还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还处于向前缓慢发展的阶段，而不是已经到了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也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邓广铭漆侠《北大大课堂宋史专题课》

材料二   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是宋代统一特殊的新姿态。宋室之患贫，则因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虽国家竭力设法增进岁入，到底追不上岁出的飞快激增。加上北方的辽，西方的夏，两相逼桚（za逼迫），内外交攻，一个太太平平的统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痨，虽无大病，却日就死路，这是宋朝的一个绝症。

——钱穆《国史大纲》（下）

（《国史大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撰写的通史性论著，1939年6月完成）

材料三   自从钱穆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宋代地盘比唐代小，而经济却比唐代发达，财政收入也比唐代高。四大发明中三大发明主要在宋代，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相比都不贫，甚至还富一些。如从军事实力论强弱，宋比辽、金稍弱，进攻之力不足，防守则有余。和西夏比，实力还略强一些。蒙古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惟有宋能抵抗数十年，从世界角度说，也可算是数得上的强国了。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和东晋相比地盘差不多大，经济则要发达得多，东晋并没有称“积贫积弱”，为什么单单给南宋扣上这顶帽子呢，显然这是不公正的。

——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