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有学者研究发现，唐代温暖期时，北方农业区向周边扩展，水稻广泛分布，甚至连关中、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都大面积种植。到两宋寒冷期，北方农业区出现南移现象，水稻种植范围明显缩小。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城志》记载，山西境内的湖泊在北朝时有16个，唐代时有7个，到宋代只剩下3个。河北的情形类似，北朝时有湖、渊、泽、池不下十余处，到唐代时湖泊还不少，宋金之后，这些湖泊多数都湮灭了。唐、五代343年间，河北有41年遭水灾，13年遭旱灾。宋、辽、金319年间，河北有43年遭水灾，35年遭旱灾。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和华北平原是北方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也成为森林最早破坏的地区。

——摘编自尹伯成《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冷对宋以后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

材料   元代司农司的设立

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下旨“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司农司成为元政府最高农业管理机构，其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有些材料记载司农司还负责掌管“随路断没财产、人口、孳畜、屯田、供储”等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司农司成立之后，即发布《劝农立社事理条画》，该《条画》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是劝农使和各处监管农事的官员的工作手册。《条画》还有“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之类的内容规定。司农司还奉命搜求古今农书，删繁摘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延佑五年（1318年）又刊印《栽桑浅说》千份。

—摘编自汪兴和《元代劝农机构研究》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材料   《宋史·舆服志》载；宋初“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真宗时，对于朝中服饰，“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竞相仿效。哲宗至徽宗时，张耒在《柯山集拾遗·衣冠篇》中指出，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区别。南宋人梁克家在《淳熙三山志》中记载：以前闽地风俗是“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超越等次）”；三十年来却“渐失等威”。对此，朱熹讲“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摘编自郭学信《试论宋代世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