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它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当然，思想的发展也有历史的渊源。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心性见于《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这些经典的问题经过理学家们的不同诠释赋予了新的意义。

——摘编自陈来《宋明理学》

材料二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旻《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

材料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张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北必归之公”，“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均摘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