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租认为：“王者以武功克定，终用文德致治”。宋神宗时，王安石实行“熙宁兴学”的教育改革，他认为培养人才应“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教学内容“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儒家经学是“经事物”之学而非空谈“性理”之学；他创立律学，复办中央的医学，提倡州县的医学；主持修撰《三经新义》颁布于官学，成为官定的统一教材；王安石主政期间，科举考试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考试取消诗赋，废止贴经、墨义等死板的考试方式。取人才之道，要“阿以行”以“审知其德”，“问以言”以“市知其才”，“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在兴学期间，扩充中央官学、普设地方官学，以抑制高、中级私学的发展。

材料二 明初，明太祖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学校教育以程朱理学为准绳，非五经、四书不读，明成祖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学校教育分为中央国学、地方儒学及社学三级，中央国学即国子监，负责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与科举制度并行；地方儒学与学校体制接轨，既是国家养士选才政策的扩充，又承担着教化风俗的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表率作用。明代实行学校与科举交错的取士政策，“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朝廷选官向科举侧重通过科举进身，要比从学校贡举得官优越得多。明中叶之后，国学中的监生全都以科举为目标，使学校成了专门讲习时艺的科举演练之所，学校不是只为国家输送人才的最高教育机构，而是储才以应科举的临时阶梯，学校教育出现衰弊之象。当时，书院讲学开始勃兴，自由讲学与政治清议相结合，鼓励学生自由钻研学问，不为科举，书院成为学者昌明学术之地是新思想、新学术的孕育和诞生之地。

——摘编自《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