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反映在出版事业上，就是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宋代的书籍装订，已由卷轴形式过渡到装订成册的册叶形式且已经十分完备，并普遍推广全国各地。宋代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很大。不仅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农、桑、医、算等专著以及法律、地理、建筑等类书籍大量出版，卷帙浩繁的佛藏、道藏多次上版刻印，而且还出版了数以千卷计的大型类书。刻书机构遍及各地，不仅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刻书机构如国子监、崇文院，而且地方政府也都刻印大量书籍，同时私人也纷纷刻书，出现了大量私人开设的书铺刻书出售。虽然这时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但宋代书籍大都仍采用雕版印刷，这些书不仅印制精美，富有艺术性外，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因为它们是很多书籍的祖本，自然成为研究历史和其他考据的早期版本依据。

——摘编自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凸版印刷术、平板印刷术以及凹版印刷术使得我国的印刷技术实现了从手工到机械的跨越。出版物也由之前的以线装为主逐步演化到平装、精装为主的图书形制。中国的传统出版向来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西方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广泛地了解和移植西方文化思想，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图书，这就使得中国的出版物内容加入了新鲜的血液，各种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新学科随之出现。另外出版观念的变革以及出版机构和管理的革新，都曾为中国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转变添砖加瓦。

——摘编自陈力《中国图书史》等

材料一   元代在中外饮食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伊斯兰教在西北流传，东南沿海阿拉伯移民习俗在广州、泉州等地的扩散，促进了清真菜系形成。喜食各种甜食、烧烤、清炖食物渐成风习。《饮膳正要》收录的回回果蔬有菠菜、胡萝卜等；回回香料有马思答吉、回回青等。回回食品有《饮膳正要》收录的马思答吉汤、杂羹等十多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收录的卷煎饼、酸汤等十二种。中亚葡萄酒、西亚阿刺吉酒也传入中国。在此过程中，外来饮食被中国传统饮食吸收融合，如西亚人传授的木灰制糖法，使调味品中糖类的质量更高。

——摘编自戴杏贞《元代中外饮食文化交流》

材料二   随着19世纪中叶北美发现金矿，及“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大量华工涌入美国，以华工为主要市场的中餐馆应运而生。此后饮食业逐步取代采矿业成了北美华人的专业，中餐厅也走出唐人街，开始服务更多客群，并去到美国白人社区。这是华人以开中餐厅的形式向美洲进行物质和文化影响的缩影。民国时，粤菜的杏花楼、万花楼等餐馆继续繁荣，新的餐馆以姑苏亭、南京楼、江南楼等名目开设。酒楼的消费对象也变得“五湖四海”起来。

——摘编自周松芳《饮食西游记——晚清民国海外中餐馆的历史与文化》

材料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粮食作物的主要分布区，史前时期，粟是黄河流域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裴李岗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遗址都发现过粟。黍的分布与粟相当，是华北地区与粟共存的一种农作物。稻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面积十分有限。

商周至春秋时期，稻成为仅次于黍、粟的主要粮食作物，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遗址曾发现过稻壳的遗存。小麦从西亚传入并在黄河流域种植，甲骨文中多见“麦”字，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修建的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大为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成为仅次于粟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水利条件优越的地区已经大量种植，较以往有明显改变。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黄河流域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一时期域外传入的新粮食品种高粱、荞麦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其中荞麦因抗秋寒低温、生长期短的特点，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明清时期，稻、麦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自然环境变化，黄河流域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同时小麦因灌溉技术的提高，替代黍、粟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一时期粮食作物种植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马铃薯为代表的农作物的传入，它们因具有高产、耐瘠、耐旱涝的特点，广泛种植于原来不适宜稻、麦生长的地区，全面改变了原来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摘编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材料   宋代儒家有一种入世苦行的精神，集中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上，而范仲淹是最先标榜这种“先觉”精神的人。具有这种改造社会理想的宋代儒家，特别重视移风易俗，以修身齐家作为其政治实践。而治理宗族则被看成是齐家的行为。

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以官俸所得，在苏州长洲、吴县买良田十多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赡养宗族，置屋以贮藏、发放租米，号称义庄。还设有供族人居住的义宅和供族人学习的义学，可谓教养咸备。范氏义庄条规完善，为后世设置义田、义庄提供了典范。

范仲淹设置义庄在宋人钱公辅《义田记》中被这样记载：“方贵显时，于其里中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一人主其计，而时其出纳焉。日食人米一升，岁衣人衣一缣，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仕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之官者，罢其给。此其大较也。”

——常建华《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宋神宗元丰年间粮食总产量为85313954880斤，以一亿人计，人均粮食就达到约853斤（谷）/年。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徙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农村移民殖边这种古老的迁移方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运用，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东南沿海农村人口的海外流动是与华北人口的关外流动遥相呼应的又一迁移巨流，华人农村人口流向海外分布广泛，西欧、美洲、东亚各处，而以南洋最多。借助于近代化交通工具，迁移的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如关外移民在20世纪后的骤增与该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自北洋军阀时期以来，战争加深了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军阀加速了对农村的盘夺。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加快使相当部分乡绅退出乡村领导地位，流向城市另觅出路。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得农村更加荒芜与凄惨，因而出现更多的流民、游民。

——摘编自徐德莉《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