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婚姻观与中国古代婚姻观的最大差异。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贵族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姻的婚姻观。
(4)综上，谈谈你对不同时期出现不同婚姻观的认识。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创新的密集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宋代在内侍省增设军器监，承担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发工作。元祐元年，苏颂受命召集输林院天文、太史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历时三年研制成水运仪象台。朝廷设置博学通艺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如李诫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为将作监，还奉救编修了《营造法式》。此外，朝廷还组织编撰了《开宝本草》《武经总要》等书籍，以整理已有成果。据《宋史》记载，宋代有27人获得科技奖励，或树碑立传，或加官进游；还将一些民间科技研究者列入“赐处士号”的序列，给予一定的国家补贴。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向朝鲜、日本、阿拉伯传播的同时，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土盘算法”以及“占城稻”等。
——摘编自刘尚希等《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等
材料二 1914年夏，一批留美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发行杂志，将“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由国内外各类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1924年，该社研制出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挂术的局面。上海“孤岛”期间，该社通过《科学》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表落。
——摘编自《“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
材料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领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型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邵鹏《深刻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大时代意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在科技史上的地位并归纳政府推动科技发展的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的实践活动。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新时代科技发展的新型举国体制的认识。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富民”阶层崛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变化。从经济、思想方面等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钱穆《理学与艺术》
材料二 宋朝在疆域占领和控制能力相对比较差，军事实力相对比较弱，所以只能依赖文化和教化的力量，……通过弘扬儒家道统弥补疆域缺失带来的心理阴影。宋代以后儒学有了更多的拓展空间，儒学理念真正从上层下渗到了基层社会，成为普通民众遵循的信条。
——摘编自杨念群《“大一统”的命运：从“康乾盛世”到“晚清变革”》
材料三 宋朝时期，贫富差距扩大使得贫困问题凸显。政府根据居民财产状况界定，乡村拥有土地不足20亩或产业不足20亩等值的为“贫民”，以此为标准对乡村贫民的租赋、差役减免，对城市贫民的免役钱、房租减免；建立义仓等济贫仓储，养济院等济贫机构，安济坊、施药局等医疗救助和丧葬福利机构等。上述措施，大都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形成系列性的济贫法规。政府也鼓励精英和富民参与救济，颁布“安恤法”，对“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令近亲、乡里养恤；出台“义仓法”，强制中上等税户交纳赈济贫民。
——摘编自张文、康文籍《贫困认知与宋朝社会保障的逻辑转变》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钱穆所说“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从官员选拔的角度阐释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指出宋代“弘扬儒家道统”的主要理论成果，并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儒学理念真正从上层下渗到基层社会”的方式。
(3)根据材料三，概括宋朝政府施行社会救济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具体说明宋朝开始社会救济的新变化。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优秀史学著作的共性价值。
材料一 西周至唐代，城市建置格局一直保持市与坊分设，坊内不设店肆，市内不住家。战国时起，为有效控制城市居民，统治者将城市划分成若干个封闭性小区，汉代早期称为“里”，汉代以后称为“坊”，汉代里四周筑有围墙，四面有门，里内修有几条纵横的街，居民住宅沿街修筑，“室居栉比，门巷修直”。里每天定时开闭门，居民生活和行动都受到严格时间限制。里为居住区，不设手工业作坊和商店。政府在里之外另设专门的市，经济和民间娱乐活动限制在市内进行，政府对市实行严格监督控制，并设有专职官吏管理。时至隋唐，坊市制更趋完善、规范，管理更为严格。每个坊区四周均筑有围墙，坊门天明击鼓而开，日落击鼓而闭，夜间不得随便出入。限制白天市场交易，市区之外不准交易。
——摘编自冯兵、黄俊棚《隋唐五代坊市制与城市社会管理》
材料二 我国古代城市由坊市制向厢坊制的巨大转折完成于宋代。在厢坊制度下，城市中新的行市与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市”，居住区和商业区交叉存在，并且逐渐连成一片。店铺可以四处开放，不仅有白天开放的日市，还出现了夜市、早市、季节市、专业市等不同种类的市场，使整个城市成了一座不夜城。除了各类市场，丰富的都市娱乐活动也是前代少有的。对于宋代统治者来说，治安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与否。宋代政府将东京城外居住区划分为八厢，并置厢吏管理。厢官接管诸厢公事，获得行政上的独立，以此来维护城市治安。因此，城市独立一级的治安管理机构——厢，便相应出现了。
——据杨瑞军《略论宋代厢坊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以前坊市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坊市制度的发展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