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代 | 作者 | 社会身份 | 代表作品 |
东汉 | 曹操 | 魏国创立者 | 《龟虽寿》 |
东晋 | 陶渊明 | 彭泽县令 | 《归园田居》 |
唐朝 | 李白 | 李唐皇室宗亲 | 《望庐山瀑布》 |
唐朝 | 杜甫 | 唐代小吏 | 《闻官兵收河南河北》 |
宋代 | 无名氏 | 说书人 | 《大宋宣和遗事》 |
宋代 | 李清照 | 家庭女性 | 《易安词》 |
元朝 | 关汉卿 | 医生 | 《窦娥冤》 |
明朝 | 施耐庵 | 钱塘县尹 | 《水浒传》 |
明朝 | 罗贯中 | 商人作家 | 《三国演义》 |
材料二 ……（宋）从原来的诗和文，扩大到词、曲、小说，包括后来的南戏等，都是和市井有密切关系的。‥‥‥从过去的士族文人，扩大到了庶族文人，就是平民身份的文人，进而扩大到了市井文人。比如出现在明代的《三国演义》，实际诗由《三国志》演化而来，宋代许多人在市井说书，“说三分”，三国故事不断演化，后来就形成了《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文学不仅服务于上层，服务于士人，也服务于当时的市民和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摘自邓小南《中国通史大师课》
(1)分析材料一二，指出宋以后文学新风貌的表现。(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新风貌之成因。
材料一 《诗经·豳风·七月》是中原地区最早记载葡萄的文章。《史记·大宛列传》清晰记录了在张骞通西域后，汉朝迅速把西域葡萄种类引入中原并开始种植栽培。到了北魏时期，皇城洛阳许多地方都种了葡萄。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出产的葡萄在中原地区享有盛名。唐朝时引进了西域的马奶子葡萄，扩大了中原葡萄的种植规模。南方的葡萄种植技术在南宋时期已经非常成熟，南方还培育出了多种品种。元朝政府在太原等地开辟葡萄园，并就地酿制葡萄酒；元代三大农书中，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对葡萄的种植方法和生长环境等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总结。清朝时期，哈密、部善等地都是葡萄的主要产区，品种有萨伊必、裕租木、奇石蜜食等。
材料二 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使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有了很大发展。当时，除了河西与陇右地区大面积种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产地。政府非常重视葡萄产业，并积极组织建造葡萄园，集体酿造葡萄酒。在政策方面，元朝放宽了有关酿酒的法令，私人也可以酿制酒类。元代人民开始用蒸馏技术来提纯葡萄酒，利用蒸馏方法制作的葡萄酒酒味醉冽甘芳，其制法与现代水果蒸馏酒白兰地相同。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统治者用于宴请、赏赐外国和外族使节。饮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饮用葡萄酒。此外，元代葡萄酒文化逐渐融入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在绘画、词曲中都有体现。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玉珏《中国古代葡萄和葡萄酒的起源与传播》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古代葡萄种植与传播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得到很大发展的原因与意义。
材料一
| “仁宗朝,商人、细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
| “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患。” |
|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或昔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 |
材料二 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和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女性文学世家……这在江南地区尤为多见。明清之前，女性创作只限诗词文赋。明清时期，女性作家于诗、词、文、赋、散曲、戏剧、小说及文学评论均有成功的尝试。她们不再局限于同性之间的交流，冲破“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大胆与男性作家接触，以此来提高自己。她们否定“内言不出于间(内室)”的传统观念，开始编选、出版女性诗文总集、选集、别集，并自著诗话、诗评，以扩大女性文学在全社会的影响。
——摘编自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
(1)依据材料一，指出宋代社会流动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明商业发展的表现。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机器局创办的特点，并分析四川机器局创办后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1)阅读材料一，分别指出①②的史料类型。依据所学，说明两则史料在研究西周历史中的价值。
材料二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服饰呈现出两大特征：
一是汉族服饰吸收了胡服的很多形式，胡服逐渐被全社会所接受，大范围地流行。裤褶（xí）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一种服装形式。汉末，这种服式传入中原地区，并成为汉族的军旅之服。到了南北朝时期，裤褶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成为文武通用、男女皆穿的日常服用。
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汉族的服制礼仪。凡帝、后及公卿百官朝、等礼仪之服，一般都沿袭秦汉旧制。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都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董哗《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服”风尚》
(2)依据材料二概括南北朝服饰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服饰变化的原因。
材料三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隋唐以前，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带去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隋唐时期，中日主要通过互派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
——摘编自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3)依据材料三，分别归纳隋唐以前和隋唐时期，中日交流在形式上和主要内容的变化，并分析导致其变化的时代背景。
材料四
| 序号 | 材料 |
| ① |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 |
| ② |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
| ③ | “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 |
| ④ | 宋人《醉翁谈录》统计，宋代话本有一百五十种之多 |
| ⑤ | 《宣和画谱》载赵仲佺（宋太宗四世孙）其画“寄兴与丹青，故其画中有诗，至其作草木禽鸟，皆诗人之思致也” |
| ⑥ | 《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载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 |
| ⑦ | 清代纪昀评宋人“鄙唐人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辞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 |
| ⑧ | 《金史》记载“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 |
(4)阅读上述材料，提炼一个观点，并运用材料结合所学，至少选择两个角度加以说明。
材料一 《周礼》以七十为致仕之年，后世虽因袭其年，却多不严格执行。历代王朝只是从道德层面鼓励官员“引年”致仕，并无完备的制度加以约束。直到唐代，仍将官员的致仕称之为高风亮节。白居易有《不致仕》一诗讽喻时人，其中这样几句：“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坠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这首诗虽然是暗讽杜佑的，由此亦可见唐代的致仕之风气。
——摘编自张吉寅《北宋致仕制度研究》
材料二 从宋初到真宗时，逐步确立了比较完善的致仕制度。文臣年满70，武臣年满80，除少数元老、勋贤等尚需留任外，都应自动申请致仕。官员未到规定年龄，无特殊理由，不得请退。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退，可以奏请朝廷予以提前休致，当时称“引年致仕”。官员到了致仕年龄，应撰表札，通过所在州府，向朝廷提出申请，获准后便领取致仕告敕，作为证明文书。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1)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致仕制度相对于前代的变化，并解释变化的原因。
(2)结合上述材料，分析宋代致仕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摘编自武楠楠《宋元明三朝词人数量及地域分布的统计分析》
材料二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女性文学世家。 一家之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等均系诗人、词人、文学家， 这种现象在江南地区尤为多见。明清之前， 女性 创作只限诗词文赋。明清时期，女性作家于诗、词、文、赋、散曲、戏剧、弹词、小说， 以及文学评论多种文学体裁均有成功的尝试和写作。她们不再局限于同性之间的交流， 冲 破“男女授受不亲 ”的藩篱， 大胆与男性文人接触， 以此来提高自己。她们否定“ 内言不 出于阃（内室） ”的传统观念， 开始编选、出版女性诗文总集、选集、别集， 并自著诗话、 诗评，以扩大女性文学在全社会的影响。
——摘编自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元明三朝词人分布的特点及其成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女性文学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物”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他说:“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
——摘编自刘畅《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三 王守仁把“心”上升到“与物无对”的唯一“主宰”地位,“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声称“理”“物”只是“心”所本有,有是心才有是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王守仁讲:“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他认为,“良知”是知行的本体,知行是复那本体的“功夫”。
——摘编自周立升《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
材料四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一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各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一竞争一机遇一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儒学呈现出的新特征。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宋明理学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朱熹与王守仁思想的共同点,并指出他们明“理”的不同途径。
(4)根据材料一、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的独特“机遇”。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图书出版市场形成的原因及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出版图书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一 （“曹植七步成诗”最早见于南朝《世说新语》）曹丕命曹植七步成诗的方式，自然让我们想起相关的佛教故事。……（当时诸多汉译佛典）都不约而同地说佛祖诞生时，自行七步而颂16字自赞偈。……《七步诗》关键词在“煮豆”，但以此为诗，最早亦似出于汉译佛典，它描述的本是鬼卒（用铁釜在地狱）拷治罪人的场景。
——李小荣《＜七步诗＞生成流播过程中的佛教因素》
材料二 南宋时期，朝廷开始否定曹魏正统。有利于污蔑曹氏父子的故事和诗作大行其道，亦不足为怪，《七步诗》开始为一些《曹植集》收录，亦在此时。加之民间流传的三国话本逐步成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编自宋战利《＜七步诗＞托名曹植考》
材料三 明中期徽州新安商人程春宇编写的《士商类要》共四卷，第一、二卷主要记载明代各城市间的100条主要水陆商路，北起辽东，南达福建、广东，东起上海、山东，西至陕西、宁夏。其中徽州13条，杭州8条，苏州7条，芜湖7条，南京6条，扬州5条。第二卷的后半部分，附戴《客商规略》《船脚总论》《为客十要》《买卖机关》《贸易赋》等有关市场营销的基本常识。《为客十要》称（为商之人）要持“中和”之道，“凡待人，必须和颜悦色，不得暴露骄奢。年老务宜尊敬，幼辈不可欺凌。”《贸易赋》称“贸易之道，勤俭为先，谨言为本。”“凡在外，弦楼歌馆之家，不可月底潜行，遇人适与酌杯，不可夜饮过度。”《买卖机关》称（为商之人）“是官当敬……凡见官长，须要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
——摘编自姜晓萍《＜士商类要＞与明代商业社会》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七步诗故事的产生与流传反映的时代特征。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明代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