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我国一些前辈学者对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一些基本的估计，严复就说过，如果要研究人心和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陈寅恪、王国维也都在他们的著述里反复强调宋代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讲到中国古今的社会之变，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日本的佐竹靖彦先生，在他讲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的概要时说“社会构造的变化、文化状态的变化，在宋代都有非常明显的突出的表现”。但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宋朝也常被称之为“积贫积弱”的王朝。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宋朝“积弱”也不意味着宋人不能打仗，实际上从战争的防御战角度来说，宋人反击辽西夏金元的“侵略”还是卓有成效的，但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能力的强大与否，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

——摘编自邓小南《游于艺:宋代的忧患与繁荣》、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材料 20世纪30年代中期，王德华在《中国文化史略》“叙例”中写道：“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材料   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材料   理学是宋朝以降中国士人学问的核心，理学有两个关键特质。第一，理学探讨的范围甚至比西方的哲学更广。它不只是要解释这个世界是怎样来的，还要明确规定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应有的行为准则。第二，理学是“一套”学问，它有严谨的逻辑，将众多内容容纳在一套可以讲清楚的道理中，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分开，做片段式处理。

——杨照《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认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内藤湖南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政治上的变化。唐宋政治上的变化主要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第二，经济上的变化。由于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时期和货币经济开始交替之际，其间货币的形式和名称自然发生变化。第三，文学上，宋词等文学形式，不再以包含典故的古语为主而变为以俗语自由地表现。文学曾经属于贵族，从此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   宋代的理学家们为当时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设计了深具儒家传统的道德标准。但基本上没有在宋代形成制度化的实践。元朝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华，亟需借助汉人的道统来稳定统治、治理天下，因此从忽必烈即位之后，就“大召名儒，辟广庠序”，修造孔庙，翻译和学习儒家经籍。明清时期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实施，有了制度上的推行与保障，把宋代理学家们特别是朱熹的著作，确定为学子们进身仕途的必读考法定教科书。从宋代理学对于“节孝”的倡导到明清时期国家政府对于“节孝”行为的实践过程中不难看出，理学的“义理”“气节”主张，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某些部分被强调而形成制度化的诸如“贞节”“孝道”，则根据统治者的需求和爱好而经过了新的改造和诠释，这就不能不与宋代理学家们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它在尤为纷错之世象变迁中显现出久远的道德价值，应当引起今天的我们的重视与继承。

——摘编自陈支平《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