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有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软、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嬗变背景下，湖南教有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教育行政体制、学制、办学形式、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湖南教有改革尤为突出的是私立学校与军事教育。时人感叹曰：湖南“私校之盛，殆为国中所仅见”。民国初期湖南私立学校的兴盛，除了应归功于有一批志向高远、献身教育、“磨血兴学”的办学中坚，有一批经过挑选而组成的敬业的教师队伍，有一些政府官员对兴学的重视，以及湖湘文化长期熏染和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重教民风外，恐怕首先是因为有一个教育改革的大气候，促使私学得以发展兴盛。湖南地理位置特殊，在进入民国以来，战事连年不息。出于加强军事力量的考虑，民国初期湖南教有改革相当重视军事教育。1917年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王劲修、周希洪、龙辑五、唐生明等。诚然，湖南学制改革亦有其明显不足之处，如没有一个“一揽子计划”，缺乏改革运动的完整性、以升学为目标推行“单行主义”、忽视女子高等教育及幼儿教育等。但毕竟奠定了教育行政基础，加快了各类教育发展，优化了教育教学质量，浓酽了重教兴学风气。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改革。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产生的原因。(2)利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另举一例，论证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提出的“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有哪些，分析其思想遭到冷落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儒家思想存在的缺陷。概括朱熹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3)依据材料三说明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怎样的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图书出版市场形成的原因及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出版图书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宋代的“耕读文化”。
材料一 春秋末期，礼包括贵族交际中的礼节及贵族婚丧嫁娶等的典礼。当时儒者依靠襄助这些典礼和教授仪文为生，“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及弟子将当时的交往礼仪和各种典礼整理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礼》。他传承古典文化的原则是“述（记述）而不作（修改），信而好古”，但在传承礼的细节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礼用麻，时人用丝，孔子遵从民众习惯，因为当时用丝廉价；又如古礼臣拜君于堂下，而当时臣拜君于堂上，孔子采用古礼。孔子传承礼的指导思想是“忠恕”，“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忠”的意义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六经中，《礼》是孔子常讲和弟子必修的。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中唐以来，韩愈等人打着“复古”的旗帜，掀起了恢复孔孟思想正统地位的古文运动。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即强调“格物致知”。面对从相对统一到偏安一隅的现实，许多有识之士努力通过对儒学经典研究，从而作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因此，以“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逐渐形成，这既论证了封建纲常的永恒性、合理性，又孕育了一种与之相抗衡的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两宋理学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人性，使得传统儒学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等精神，真正融化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摘编自王育济《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变革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重视礼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结合时代背景，评价孔子对礼的传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两宋理学兴起的背景及其影响。
材料一（东京）街南桑家瓦子，……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
梨园演戏，……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戈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
金阊(今苏州城西南)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上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人学子引证格言、历史无异。
——高劳《东方杂志·农村之娱乐》卷十四
材料二 从金人入主中原到元人统一全国，异族的音乐大量流入，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便与这种外来音乐相结合，产生新变，同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歌词，这就是所谓“北曲”，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元曲”。其后，这种曲子一面用于杂剧，成为剧中的唱词，一面作为独立的抒情乐歌，也就是“散曲”。
——引自《中国戏剧发展简史》
材料三 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低下的地位。这些修养颇高的文化人，被沉入社会底层。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有到勾栏瓦舍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于是，新兴的元杂剧意外地获得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创作者。这些落魄文人共同创造着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与从前的偏于抒发主观心绪意趣的诗词不同，元杂剧以广泛反映社会为己任。显然，这是由于作家们长期生活于闾巷村坊，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和感受的缘故。
——引自《中国戏剧发展简史》
材料四 元统一全国后，由于南方城市经济的固有优势，北方杂剧作家纷纷漫游或迁居南方，南方籍文人也纷纷染指杂剧创作。大致到大德末年以后，杂剧创作活动的中心逐渐由大都转移到杭州。
——引自《中国戏剧发展简史》
材料五 元杂剧在城市经济发达的南方未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杂剧虽然在元统一以后成为全国性的文艺样式，但它毕竟原产于北方，和北方的方言、音乐、民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杂剧创作的中心转移到南方以后，对它的继续生长必然有所不利。虽说杂剧作为主要戏曲种类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明代前期，但它最后还是被从南戏发展起来的传奇所取代，这和地方文化的背景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引自《中国戏剧发展简史》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花、雅两部”不断融合兼收，最终导致哪一剧种的形成？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戏曲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戏曲的主要社会功能。
(2)根据材料二,概括“散曲”产生的原因有哪些？（不得抄原文）
(3)根据材料三，归纳“元杂剧”发展的原因。（不得抄原文）
(4)根据材料四，分析“元杂剧”创作中心转移到南方杭州的主要原因。
(5)根据材料五，分析元杂剧在南方“未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的原因有哪些？根据四则材料，说明什么是“元曲”？
材料一 伴随着东晋南朝、唐中叶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虽然还有某些士大夫激于道德上的义愤，对“钱”这个怪物进行挞伐，但是，到了宋代这个时候，“钱”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已经大大地改观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连诗人的笔触也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针对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经济渗透日益扩张，民族危机愈来愈深的严重现实，阐明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承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他还强调轻利之说压抑人性，扼杀人才，致使国家陷于困境。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人们对钱的看法改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的义利观并简析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三纲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二 清初思想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发扬光大了晩明的进步思想，比如王夫之强调天理与人情的协调统一；唐甄继续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意在提醒士人对国计民生的注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成果。这股实学思潮直接引发了清代中叶的科学学术，并且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科学精神。
——摘编自曾文柱、赵世瑜《中国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宋代“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的原因，并说明理学的社会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的“实学思潮”出现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