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及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 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张岱年、方立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纸烛：灯笼）”其人默默而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李贽自称）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李贽《焚书》卷三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尊儒的根本原因与具体政策。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政策带来了什么影响？
（2）宋明理学家对传统儒学有何新发展依据材料二说明宋明理学对个人乃至民族品质“影响至深至巨”的具体表现。
（3）材料三反映了李贽怎样的思想观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北宋苏轼提出:“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国家承平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然以今之法观之,特便于徭役而已。国之贫富何与焉。非特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明代冯梦龙曾提出:“不若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清代学者洪亮吉则说“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求出市。此即终岁遑遑,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于生攘夺之患矣。”
——段塔丽《中国古代人口控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等
材料二 梁启超曾提出“大地百物之产,可以供生人利乐之用者,其界未有报,其力皆藏于地,待人然后发之。”因此“尽地力者,农、矿、工之事也。”如能采取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地力,“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薛福成认为西方国家“善寻天地,天涯海角,无阻不通,无荒不垦。彼以此治民,虽人满,何尝不富也”。因此,他主张与巴西、墨西哥等国签订合同,订立协议,“许其招纳华工”。孙中山则提出，一方面,“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份,麇聚之贫民无所操作”,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另一方面,西北和蒙古地区,都是“土旷人稀,急待开发”；还有“中国现时应裁之兵,数过百万,生齿之众需地以养”。所以他提出“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1918年出版的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认为“今日之中国不能以民众为可恃,而应当力求国民品质与能力之增高”。
——李永芳《中国近代人口管理思想述论》等
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材料中共同的人口思想，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以后人口问题突显的社会经济背景。
（2）概括材料二中的人口管理思想。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人口思想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阐明王国维所谓“能动时代”与“受动时代”的含义及表现。(2)请证明自宋至晚清中国“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的观点。
材料一 朱熹对中华传统“人文化成”的美育观念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精辟概括，他说：“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知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这明确表达了朱熹美育教育的三个诉求：“以养性情”即“养心”、“育人材”即“成人”、“事神祇，和上下”即“厚风俗”。
——据赵贤迪《朱熹：养心，成人，厚风俗》
材料二 达·芬奇认为，“美，是一种聆听，来自内心，来自人对现实世界的切身感受。美，是一种自觉信仰，不屈服于任何居坐高大教堂中的红衣主教。”“绘画实际上是科学与大自然的合法女儿。”后世研究者广泛认为，达·芬奇的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据张冲《达·芬奇美育思想探析》等
材料三 1896年，梁启超在其著作《学校总论》中提出：“世界之运，由乱而治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在他看来，“美育要尽量发挥情感的真善关，而且要淘汰邪恶与奸丑。进而推之，美育的真谛是国民在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上必有一种独立的精神。”
——据邱嵘《梁启超美育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以朱熹、达·芬奇、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相似之处，阐释美育的重要性。(2)根据材料，运用史实说明达·芬奇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与朱熹美育思想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社会原因。
评价者 | 评价内容 |
段少连（994一1039年） | “且汉武帝骄奢淫纵之主，因不足踵其行事。而为人臣者，思致君如尧、舜，岂致君如汉武哉！” |
余靖（1000一1064年） | “虽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恶谥，固已幸矣，尊之为宗，无乃失其正乎？” |
司马光（1019-1086年） | “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
| A．崇文抑武的政策导向 | B．振疲起衰的要求 |
| C．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 D．无为而治的理想 |
材料一 冯道（882~954），“少纯厚，好学能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皆居高官显爵，自号“长乐老”。其自诩：“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非人之谋，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
——据《长乐老自叙》等
材料二 史臣曰：（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冯）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旧五代史》
材料三 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新五代史》
（1）分别概括材料一、二、三对冯道的评价。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人物评价的因素。
| A．“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 B．“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 C．“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 D．“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
| A．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 B．蕴含了儒学的精神价值 |
| C．隐含了平等和叛逆色彩 | D．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
材料一：到唐代中后期，明州（宁波）的海外贸易已有很大发展，最初与日本通商。早期日本与唐朝交往有南北两条线路，南路又分为南北两线（如图所示）。8世纪后期开辟的“南路北线”路程较短，遇到顺风，从日本到中国只需要8天的时间。
北宋建立以后，将海外贸易的收益视作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明州是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造船基地。1078年，明州曾修造了两艘被当时人称为“万斛船”的巨舰。宋代明州港与日本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日本船舶从镰仓港出发“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来到明州出售货物。据记载，北宋时期中国商船前往日本进行贸易的次数达70余次。当时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也很密切。1168年，日本僧人千光法师渡海前来明州，从日本运来巨型木材，帮助修建天童寺千佛阁，留下了一段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
——整理自曲金良《古港春秋》
材料二：互市之法，自汉通南粤始，其后历代皆尝行之，至宋置市舶司于浙、广之地，以通诸蕃货易，则其制为益详矣。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于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今嘉兴海盐）……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整理自［明］宋濂：《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材料三：鸦片战争以后，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由于长江水道有巨大的内陆腹地加上外国洋行的集聚，上海港很快超越广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宁波港的一些大宗贸易也转移到了上海港。1862年沪甬航线的开辟，宁波的对外贸易大多是通过上海港进行，直接与国外贸易的情况很少，宁波港在五口通商以后由直接对外贸易转向以国内贸易为主了。
——盖广生《中国海洋符号》
(1)根据材料一，概述宋代明州与日本贸易频繁的原因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朝市舶司主管外贸“益详”的表现。结合材料二和所学，指出当时中外贸易的主要进出口商品。
(3)根据材料三，说明鸦片战争后宁波港贸易重心的变化及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