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038年12月，宋仁宗发现元昊称帝，“甲戌，禁止边境人民与元昊贸易”。在此之前，宋夏之间设立榷场和市等交易场所为双边贸易所用，贡使贸易也是宋夏之间合法贸易的一种惯常形式。西夏的输出物品有牛、羊、驼、马、青盐等，宋的输出物品为帛、罗、绮等，其中茶为大宗输出产品。双方对于输出产品都有严格的控制，对于禁止私自输出的物品也有严格的规定。然而，“累戒河东、陕西诸路经略司，禁止边民与西贼交市，颇闻禁令不行”。边民“肆意往来，所在无复禁止”。走私贸易在宋夏边境屡见不鲜，尤其是官商勾结，抑或是官员自己私自贩运，直至宋夏和谈，解除禁止榷场的规定。茶马贸易是宋夏经济的代表，它是双边对于自我商品缺少的认知和行为。而宋夏的和平共处、互相牵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它牵绊住了宋夏战争的脚步，从而维持稳定的现状。

——摘编自张帆《仁宗朝宋夏战争之下的茶马贸易》

材料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不是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于北人南移，不仅增加了江南的劳动力，更是带去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加速了南方的开发……自从十世纪后，北方屡次遭到践踏，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北宋南渡，它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南移，我国经济中心也完成了南移这一过渡……高宗即位初年，南宋就开始采用“免耕牛税”的办法，来奖励农民归田，同时还进行了军屯、民屯以及水利工程的修建，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南方农业获得了大发展。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

——王松苗《关于宋朝经济重心的南移》

材料二：（宋代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令人吃惊，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海外贸易……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摘编自谢和耐（法国）《南宋社会生活史》

材料一   宋朝城市经济的类型多样，有工商型、商业型、手工型等。商业化的娱乐活动对他们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极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享受。为了适应海外贸易，宋朝的港口城市也逐渐增加。宋代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商人行列，经商甚至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以服饰论尊卑的制度也逐渐动摇，到南宋时贵贱着装相差无几的现象时有。宋代大城市周围的市镇比小城市密集的多，农村劳动力也大量迁入，人口多到朝廷需颁布政令来控制。但坊市界限的打破也造成了秩序的混乱，官商勾结，滋扰百姓的现象层出不穷。此外，农村人口的迁入也使流民、难民散布城市当中，烧杀抢掠事件发生更为频繁。

——摘编自司马少府《宋代城市是怎么样的？浅谈宋代城市发展》

材料二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手工业、农业的分离和日益专门化，大约在11世纪以后，西欧城市兴起了。在中世纪时代，西欧城市是封建领主政治的对立物。大批手工业者、农奴为逃避封建主的奴役进入城市。城市不仅成为逃亡者的避难所，也危害了封建主的利益，而且城市从产生之日起，市民就为自身利益、摆脱封建领主的盘剥而与其斗争、争取自治，甚至因此发动起义。中古西欧城市培养了新的阶级一市民阶级，也是日后推翻封建社会的主力。

——摘编自杨超《论中古西欧城市产生的原因兼评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

材料一   唐代借债人可以通过宅舍、田地甚至是牛羊、粮食等进行质押借贷。此外，借债人还可以通过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借贷。唐代政府规定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则政府不予承认和保护。《唐律疏议》对于借款违约的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唐代政府禁止郡县官僚私人放贷，天宝九年（750年）政府下令；如郡县官僚放贷取利则先予免职，放贷所获收益收归政府；禁止家庭成员私自抵押家产借款以及向入境少数民族放贷。

——摘编自李莹、张兴胜《唐代的民间借贷》

材料二   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比如在灾荒之年，政府一般不进行放贷，而是通过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针对民间借贷行为中的高利贷、违法借贷行为，宋代政府则不断规范并进行限制打压。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商人、手工业者从事借贷活动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宋代有“京债”一说，指的是官员被任命后，在京师置办行装、支付旅费等借贷活动。还有部分退职官员由于俸禄降低，只好典当衣物、租借耕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摘编自杨瑞璟《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