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魏晋时期汉人从中原地区迁居至此，与原有民族融合。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二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618年，主要是由于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德意志诸侯之间矛盾冲突，并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以一种相对平等和公正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各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宗教宽容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材料一   北宋代周而立后，北方的契丹与西北的西夏对其形成了长期的军事与政治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北宋便形成了以满足京城与禁军驻地物资之需为主要目的，且以都城开封为重心的新的交通格局。南宋时，政治格局又为之一变，中国的交通重心发生了进一步转移，亦即以临安府为中心，形成了向周围各地辐射的水路交通网络。当然，这也与当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宋朝也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一开始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重，获取市舶收入，认识到“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其乃“富国裕民之本”。商人为躲避苛征，便寻求不设税务、税场的路线行走。这种不征商税的道路便是“私路”，不断被商人们增辟，宋代各州县间道路愈加繁密。

材料二   北宋时，宋辽边境“甚有人户衷私兴贩”。这就突破了宋政府对边塞交通贸易种种限制措施。宋元两朝激发出的沿海百姓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及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使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宋代各水陆交通线上，除常规性的官物运输外，则是频繁的商旅往来。为多征商税，并防止商人漏税，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州县、关、镇皆置税务，于交通要道或贸易兴盛处，皆置税场，形成了严密的商税征收网络。但随着政府商税收入的增长，各地刁难商人、重复征税、拦截商货、高抬税额之事时有发生。

——摘编自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势与制度》等

材料 宋元时期，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以北苑为代表的建安茶园被列为官茶园。北苑茶品种繁多，《东溪试茶录》中记：“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次曰甘叶茶、三曰早茶、四曰细叶茶、五曰稽茶、六曰晚茶、七曰丛茶。”制作贡茶的茶叶取用早茶以上的茶种，其制作过程十分讲究，也特别奢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大观年后，建茶岁贡20余万斤。除上贡朝廷外，还有大量销售。南宋以后，建茶产量更是剧增。鸦片战争后，福建茶叶生产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迅猛发展。1853年，朝廷准许闽江上游茶叶改由福州海运出口。洋行买办内地收购茶叶制度的实行，直接将内地茶叶经济与沿海茶叶贸易对接起来。1858年，外商到中国内地购货出洋只要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极大降低了从武夷山运茶出洋的成本。19世纪70年代晚期，福州茶叶输出居全国之首，走向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

——摘编自刘锡涛《试探福建茶叶生产及近代茶叶外贸鼎盛的原因》

材料一   

——摘编自管汉晖《宋元纸币流通及其在世界货币史上的地位：兼论中西方货币史演变路径的差异》

材料二   清代长期采用制钱与银两并用的双重本位制，银锭由各地自由铸造，名称不同且成色各异。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使中国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刺激了国内新经济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大规模发行纸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和币制的混乱，双重本位制逐渐崩溃。1889年，清政府开始进行币制改革，1910年终于初步创立起了近代化的银元制度。

——摘编自胡天琼《清末币制改革述评》

材料三   1948年12月1日中国银行成立并开始统一发行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明确人民币在发行中必须坚持三条原则：坚持经济发行，反对财政发行；坚持计划发行，反对盲目发行；坚持中央集中统一发行，反对分散发行。在国家一系列统一财经政策的配合下，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国民党时期持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局面，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为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

材料一：宋代房屋租赁业繁荣，利益丰厚……宋政府开始直接插手房屋经营，将出租的公房分为“直管房”和“自管房”。“直管房”是指由政府设置管理机构——店宅务直接管理的房屋，“自管房”一般指学校、部队等政府附属部门管理的公房，其收入不纳入国家财政收入，由本部门留作自用。

——摘编自毕玉姣《宋代房屋租赁业研究》

材料二：宋真宗景德年间，“有司言，京师民做官舍，居人获利多而输官少，乞增所输，许夺赁”。真宗以“先帝屡常止绝”为由加以否决。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接连下诏：“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店宅务无得旋添僦（租佃）钱”，“在京店宅，自今止以元额为定，不得辄增数夺”。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又下诏：“贫民住官舍者，遇冬至、寒食，免僦直三日。”

——摘编自《宋会要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