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齐东野语》记载，“自为遇仙酒肆……遂为湖山旗亭之甲”。宋代时期，这种供人休息驻足的旗亭大量兴建，不少商家因地制宜地在此开设酒肆、茶肆之类。在汴京、洛阳、临安等大城市中，街道不断被拓宽，城中河堤修茸一新，“浮铺”“车担”等流动小贩穿梭其中，成为百姓休闲、赏景、作诗、品茗和社交的绝佳场所，不同身份、职业的人活跃其中，通宵达旦。节日期间，皇帝更是在御街进行“赐御酒”“撒金钱”活动。《岁时广记》“探春游”中载：“大抵都城（汴京）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人赏玩。”此类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两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宋政府在节庆日活动期间加强治安、消防等方面的管控；并为防止民众对公共场所地的侵占和破坏，政府数次组织对乱建房舍的拆除、雇佣民众对园圃和街道清洁及对恶意破坏市容卫生人员的抓捕。
——摘编自吴彩霞《试论宋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指出，“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规定允许使用地方财政进行市政工业设施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修建。各城市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清运垃圾、疏浚河道、开辟苗圃、恢复整理旧有公园。1953年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国家投资与城市规划局对公共空间的人均面积、功能分区和分布等进行了针对新建城市和旧城市的不同远景规划。除了拓宽马路、规划道路信号灯等，新建城市广场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亮点，最主要和常见的城市广场是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场所，空间尺度追求宏大、空间气氛追求宏伟，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成都人民广场；此外交通广场广泛筹建，尤其是火车站前广场、机场航运枢纽站广场，不仅解决了人流、车流的集散，也成为旅客的短暂休闲、休憩空间。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演变为研究重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并指出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朝时期相比，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识。
材料一 宋代私人藏书楼的命名很有讲究。如李天舆的“五经轩”、王天锋的“醉经堂”、海虞陈彦昭的“宝灵经堂”、薛俅的“三经堂”，“以藏儒、道、释氏之书”。藏书楼中，以“楼”、“堂”、“阁”、“庄”规模较大。如北宋豫章罗敬夫“万卷楼”、欧阳汇“万卷堂”、安阳韩氏“万籍堂”等等。再如北宋欧阳修命其藏书之处为“非非堂”，寄予了藏主希冀明辨是非，非一切所非之事，完成“已身之正”；蒲宗孟有藏书楼名为“迂堂”，是以“孟子迂而守道，屈原迂而守忠”作喻，取“迂而安贫守道”之义。
材料二 北宋曾有三次大兴官学之举：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南宋官学因政治混乱等原因逐渐呈衰落之势。书院、私学迅速发展，遍及府、州、郡、县。官学与私学的继续发展和扩充使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对书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乾德四年（966年）下诏“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官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此后的历代皇帝以此为榜样，延续至南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代芯《宋代私人藏书楼初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私人藏书楼命名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私人藏书楼兴盛的原因。
材料一 以下是唐朝以来泉州的部分遗址遗存。
——摘编自谢必震主编《闽在海中》
材料二 751年唐朝与阿拉伯帝国怛罗斯战役之后，阿拉伯人完全控制了中亚，切断了唐朝通西域的陆路交通，从此，海路交通日益重要。广州、宁波、泉州相继发展为对外开放的主要贸易港口。宋元时期泉州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因泉州临近杭州，便于闽浙等地产出的瓷器的出口，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由此源源不断运往海外。波斯、阿拉伯世界的香料、珠宝等由此进入中国。南宋时，政府还将皇族事务机构南外宗正司迁移到此并且管理外贸。明以后，泉州的对外贸易走向衰落。
——摘编自《闽在海中》《梯航百货万国商》等
(1)根据材料一提取与泉州发展相关的信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泉州贸易的不同地位，并分别指出其原因。
材料一 交子务、会子务可分别称为北宋和南宋的“银行”。交子务是北宋掌管纸币印刷、发行事务的机关，会子务（会子库）则掌管南宋纸币的印刷、发行。两宋其他金融机构还有：太祖开宝三年，京师设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榷货务最早设立于太祖乾德二年，在京师和地方均有设立。榷货务承担专卖、现金汇兑等。神宗熙宁五年，在东京设都市易司，后在一些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
——摘编自邓高峰《两宋金融机构》
材料二 明中叶后，钱铺、钱庄、账局等专业-信用机构逐步产生，包括汇兑在内的业务经营渐趋多样。至清代，钱庄、商店是经营汇兑业务的主要机构，其以钱票（相当于银行本票）、会票（相当于商业汇票）为主要汇兑工具，已展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及专业性。会票这一现代支付工具--票据的雏形，于清初即已在京师、苏杭、徽州、山西等大市场与商贾之间频繁流通。......票号创建道光初年，几乎全由山西人经营，后延展至其他区域。汇兑业务广设分号的机构建制。清道光30年，日升昌、日新中等著名票号已在20余个城市设立分号35处，至20世纪初期，全国票号经营网点已达百余处，包括设于香港、日本神户等网点，19世纪中叶，一些票号开办了信汇业务，并规定两地收兑银两的标准，同时将汇兑与存放款业务相结合，办理期票贴现。1896年，中国第一家官商合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进入20世纪后，票号则由盛转衰。
——摘编自贺培《中国古代和近代金融变迁中的支付体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朝金融业发展的原因与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朝相比清朝金融业有哪些发展，并分析清朝票号在20世纪衰落的原因。
材料一 孟元老对北宋京城汴梁作了如下描绘：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给汴梁增添新的文化演绎动力的重要源泉是街市赋予它的浓厚的世俗性。街市的产生，不仅带来了汴梁城市商业活动的全面开放，也把城市变成了繁荣的大众生活的场所，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勃兴，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内涵，造就了高雅文化植根的土壤。
——摘编自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
材料二 “讲史”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它和“小说”一家最受市民阶层欢迎。宋代讲史中最著名的话本是《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这些话本中的主要人物虽然是帝王将相，但却能引起市民的广泛兴趣。与“讲史”话本相比，“小说”话本的题材则十分广泛，如《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等话本是在“错”字上做文章的公案小说；还有描写人物的爱情小说，如《碾玉观音》中对裱褙匠的女儿璩秀秀、碾玉工匠崔宁的描写，《志诚张主管》中对绒线铺主管张胜等人的充分描写。
——摘编自王平《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推动北宋京城汴梁城市商业繁荣发展的动力。(2)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产生宋元话本。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宋代城市不同话本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哪些诉求。
材料一
北宋都城平面示意图
材料二 针对北宋汴京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力，宋人王安石指出：“且圣人之化，自近及远，由内及外。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加之士民富庶，财务毕会，难以俭率，易以奢变。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诸夏。” ……另有时人论道：“今夫诸夏必取法于京师。所谓京师则何如？百奇之渊，众伪之府，异服奇器，朝新于宫庭，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
——摘编自惠鹏飞《汴京之中国历史影响研究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出现的社会现象。
(2)若要了解宋代经济的发展全貌，还可以补充哪些材料，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洛阳的商业繁华仅次于长安。除了长安和洛阳外，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县,还自然形成了“草市”。中唐以后，有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
材料二：宋代一些实力强大的富商大贾不断参与到土地买卖中来,成为新兴土地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势力。在生产关系上，租佃关系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中，其中经济的因素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推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钱锋《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并结合所示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原因。
(2)概括材料二的观点,并结合史实予以说明。
材料一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江岸之船甚夥（多），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捕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
——摘自（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
材料二 “南海I号”南宋古沉船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物储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近年来，随着“南海丨号”保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的推进，沉船中的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等大批精品文物出水。“南海1号”沉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还在于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历史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
——摘编自崔勇《中国“南海丨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等
材料三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摘自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
(1)概括材料一、二所反映的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成就。(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试举一例，简要说明宋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兴盛的辩证关系。
材料一 宋初惩唐末、五代之弊，按照“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的思想立一代兵制，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官制之中，构筑了干强枝弱、君强臣卑的政治格局，重建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官僚体系的发展，加强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
——摘编自盛险峰《“维制”与宋初政治格局》
材料二 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扩大以及运输工具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
——摘编自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
材料三 唐宋之际，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阶级结构的调整。门阀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地主阶级。奴婢、部曲、佃客这些社会最广泛的下层劳动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法律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摘编自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初“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思想在地方管理中的具体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社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 忽必烈曾许诺宋降后杭州“宗庙悉许如故”。元军进城后，保护了城内各衙署，对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皇宫内等建筑也仅收缴礼乐器物，建筑得以保存。忽必烈至元十九年，杨琏真迦等为发展佛教势力，夺占原南宋御前道教宫观为佛寺，重构杭州的信仰空间。两年后，元政府在南宋故宫遗址上“建大寺五”，原受元廷保护的杭州城郊天圜丘亦被毁建寺。杭州成为江浙行省省城后，杭城内原南宋官街改造、重建成行省街署与官员府邸，监察江南官员的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大兴文教事业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等，大体由南宋旧官衙改造而来，仍保持中轴对称、前堂后寝的布局。
——摘编自陈彩云《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空间的改造》
材料二 山东西南部的济宁城原为县级治所，元京杭大运河竣工后成为北方运河段的重要枢纽，是明代首批开设的7个运河上征收商品流通税的钞关之一，升级为兖州府下的州或直隶州。明中期后，土坯建起的外城城墙延伸着城市的防卫系统，鸡市口街、小纸店街、税课街、打铜巷等成为南外城街巷名。乾隆五十年，城内人口占济宁州31.8％，达15-20万。职业商帮中，出现了具有某些市民属性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参与当地修建寺庙、戏台、货栈，以及修缮城墙、码头、堤坝等。随着更多费用低、效率高的商船从事沿海南北贸易，济宁等山东西部运河两岸的城乡从19世纪中叶开始急速被边缘化。
——摘编自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对杭州的改造历程。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济宁城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因素并予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