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泉州跃居为东方第一大港。这期间，泉州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造桥热潮，32年内修建了25座桥梁，总长达三四十里，绝大多数桥梁建于滨海或海湾之上，还发明了许多先进的造桥技术，如筏形基础、睡木沉基、养蛎固基、浮运悬机架桥等。各具特色的桥梁是古代泉州重要的社会文化符号，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据吴艺娟《两宋时期泉州地区的造桥技术》等
材料二 1935年4月，茅以升怀着强国之志，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在战火纷飞、经费紧张、建造难度大等情况下，仅耗时两年半就建造完成。钱塘江大桥的建成打破了中国铁路桥外国包办的历史，使“东南铁路系统连成一片”。然而就在大桥建成后一个多月，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攻陷上海，进犯杭州，为阻止日军南下，茅以升奉命炸桥。……据统计，钱塘江大桥开通仅89天，经大桥运送的抗战军用物资、民生物资价值应在三千万元左右。更有数十万难民通过大桥逃难。
——据冉绵惠《钱塘江大桥——茅以升的抗日壮举》等
材料三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新中国的桥梁建设，在传承中华民族特色、融合中国传统造桥理念、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同时，又不断刷新桥梁工程技术新纪录，成为世界桥梁大国。
世界排名前10桥梁中国占有数量
| 桥梁类型 | 跨海大桥 | 斜拉桥 | 悬索桥 | 拱桥 |
| 中国数量 | 6座 | 9座 （其中4座在建） | 8座 （其中5座在建） | 8座 （其中2座在建） |
——《人民日报》（2023年7月27日第7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泉州桥梁建设的背景和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时代背景，简析茅以升建造钱塘江大桥的重要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桥梁蕴含的价值。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谈谈宋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衣冠南渡”的现象，在这些南渡之人中，就有一部分人定居在距离中原比较近的新安（新安江的源头）。他们心里憋着一股子东山再起的劲头儿，但是面对的却是“山九田一，丰亦不足食”的现实。新安人虽然没有发达的陆路交通条件，但大自然给了他们便利的水路，特别是新安江，直接可以通达杭州，再通过杭州与大运河相连。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形成商帮集团。
—摘编自[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
材料二 明嘉靖（1522—1566年）至清末民初，新安商人渐趋衰落。一代代新安商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了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新安商人达到了鼎盛时期，‘无新安人不成商’这种说法，开始叫遍天下”。
——摘编自韦庆远《明清史续析》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历史上出现大规模“衣冠南渡”的两个重要时期，说明东晋时期“新安商人”被迫经商、“活动”频繁的因素，并写出“新安商人”后来的名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明代“新安商人”形成实力雄厚商人群体的客观条件，及其在当时发挥的主要作用。
材料一 茶叶成为主要饮料是在唐宋时期，宋代产茶的区域较唐朝扩大一倍以上。据统计，北宋中叶种植茶叶的面积有80万亩，年产量约相当于今6万吨以上。当时饮茶成风，“略与饮食埒者”。甚至周边少数民族因饮食习惯而需要茶叶，推动茶马贸易的繁盛。
茶叶种植分为官营和民营。民营的种植户多半从粮食种植中分离出来，时人向神宗的报告谓：“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
——整理自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
材料二 “以茶治边”政策是指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为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利用其茶叶经济垄断权对西北游牧民族实行的一项羁縻政策，是融茶法、马政、边政于一体的一种边疆统治政策。它在唐宋时期开始萌芽，至明代臻于完善。
明朝时实行税茶和榷茶垄断茶利，同时规定官买余茶的政策，从而集中了大量本色茶叶，这就为“以茶治边”政策提供了茶源。因此，朱元璋指出“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即通过官定比价推行不等价交换，以达到控制西北诸族，“以茶治边”的目的。“令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将不可胜用”，这种贵茶贱马的互市政策成为明代奉行不移的祖宗旧制。
——摘编自郭孟良《试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
材料三 1662年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其嫁妆中就有一套中国茶具和221磅红茶。新王后不仅饮茶，还宣传茶的功能，在她的指引下，饮茶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的时尚。但是由于茶叶价格昂贵(虽然价格在下降，但直到17世纪末，一磅茶叶的售价仍然相当于1名男仆一两个月的工资），直到17世纪末英国饮茶之风并不盛行。
18世纪初，英国大量进口茶叶，随之英国民众对于饮茶十分热衷。1755年一位到英国旅行的意大利人写道“即使最普通的女仆每天必须喝两次茶以显示身份。”到18世纪末英国人每人每天超过两磅，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喝茶民族。
——摘编自关剑平主编《世界茶文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茶叶广泛种植的影响。结合所学简要说明宋朝中期在徭役征收方面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回答明朝实行“以茶治边”以控制西北少数民族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明朝中后期除实行互市外朝廷对北方蒙古族采取的措施。
(3)根据材料三，概括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英国社会生活的变化，茶叶的引进使英国形成不同于中国的茶文化，结合所学回答中国茶文化的意蕴和英国茶文化的表现。
材料一 《齐东野语》记载，“自为遇仙酒肆……遂为湖山旗亭之甲”。宋代时期，这种供人休息驻足的旗亭大量兴建，不少商家因地制宜地在此开设酒肆、茶肆之类。在汴京、洛阳、临安等大城市中，街道不断被拓宽，城中河堤修茸一新，“浮铺”“车担”等流动小贩穿梭其中，成为百姓休闲、赏景、作诗、品茗和社交的绝佳场所，不同身份、职业的人活跃其中，通宵达旦。节日期间，皇帝更是在御街进行“赐御酒”“撒金钱”活动。《岁时广记》“探春游”中载：“大抵都城（汴京）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人赏玩。”此类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两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宋政府在节庆日活动期间加强治安、消防等方面的管控；并为防止民众对公共场所地的侵占和破坏，政府数次组织对乱建房舍的拆除、雇佣民众对园圃和街道清洁及对恶意破坏市容卫生人员的抓捕。
——摘编自吴彩霞《试论宋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指出，“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规定允许使用地方财政进行市政工业设施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修建。各城市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清运垃圾、疏浚河道、开辟苗圃、恢复整理旧有公园。1953年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国家投资与城市规划局对公共空间的人均面积、功能分区和分布等进行了针对新建城市和旧城市的不同远景规划。除了拓宽马路、规划道路信号灯等，新建城市广场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亮点，最主要和常见的城市广场是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场所，空间尺度追求宏大、空间气氛追求宏伟，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成都人民广场；此外交通广场广泛筹建，尤其是火车站前广场、机场航运枢纽站广场，不仅解决了人流、车流的集散，也成为旅客的短暂休闲、休憩空间。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演变为研究重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并指出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朝时期相比，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识。
材料一 夜市起源于汉代，兴于唐代。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中记载：“京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护治安，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一年之中除上元三日市场可通宵达旦，其余时间都要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在实行宵禁制度时，夜间的活动多为上层贵族、官僚阶级和部分文人在豪邸中进行的宴饮活动，市民阶级的活动较少，到晚唐五代时期，宵禁制度有所松弛，由原本的里坊制度转变为坊市制度，出现专门的草市、夜市，丰富了下层民众的娱乐生活。
——摘编自孙黎《我国夜市发展综述》
材料二 宋代夜市日臻成熟，宋朝定期、定点集市夜市、节日夜市遍布全国城乡。北宋首都开封，南宋行在临安（杭州）都是具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南宋临安的夜市与东京开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城（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主要街区都有夜市，店铺林立。朱雀门外尤以“州桥夜市”与“马行街夜市”两处较大，东大街也是“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即便是禁地皇宫，周围也有酒楼、店铺。时半夜酒楼作乐喧嚣声甚至传入皇宫内。商品交易、娱乐、服务性场所或机构有很多，其中在夜间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酒楼、茶肆、邸店（客店）、塌坊（仓库）、瓦舍（瓦子）。经营项目多是餐饮、住宿、百货等。
——摘编自李华瑞《古代夜市，为何宋朝最兴盛》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夜市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夜市的主要变化，并简要分析这些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的差异。(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
| 都城 | 年代 | 人口 | 面积/平方千米 |
| 唐长安 | 开元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前半期） | 70余万人 | 84.1（除去禁苑和大明宫） |
| 北宋东京 | 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 | 150万人左右 | 57.58 |
——摘编自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
(1)根据材料，指出与唐代都城长安相比，北宋都城东京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都城变化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史记》曰“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隋唐时期，部分人对海洋的潮汐运动规律认识有了理性上的提高；宋元时期已有了升降舵和多副舵的运用，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航迹推算，使跨洋航海的宏愿与构想得以实现。15世纪的明初，开始了历时28年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途经多国，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绘有20页航海地图，是中国航海技术与实力的具体体现。
——摘编自何国卫《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
材料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扩展国际合作空间，缓解中国与各国海上与地缘矛盾的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在伊朗、沙特、伊拉克等国投资了大量油田和石油炼化厂。同时，西亚、北非的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合作空间。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中国可以为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南亚国家的能源、剩余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但众所周知，西亚、北非地区可谓是全球政治局势最为复杂、政治风险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中国与西亚、北非地理位置间隔较远，有些国家交通设施仍不成形，存在极大的金融风险。由于南亚地区各国关系并不和谐，地域冲突、历史积怨等问题错综复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想要连通铁路、公路、通信网络等设施具有很大挑战。
——摘编自毛立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试析》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古代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所具备的条件，并理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的共同核心精神。
材料一 《灵著录序》和《灵著录略》两篇文章，是重要的妈祖史料。《灵著录序》提到元代诗人张翥曾奉旨到湄洲妈祖祖庙代祀，得祖庙《灵著录》母本，致仕后汇订成编。另一篇《灵著录略》，著者林朝裕，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是对张翥《灵著录》一书内容的概括，保存了《灵著录》的主要内容。《灵著录序》中“妈祖诞降”“海上灵迹”等是后来妈祖显圣故事的母本。如妈祖诞降湄洲，有“生而地紫”异象，自幼“变幻而秘法得”；能“席海以行”，即后来的“挂席泛槎”故事；“逝而见梦以祠”，即后来的“显梦辟地”故事；海上救护神迹即“怒涛济溺”“神助漕运”等故事。林朝裕在《灵著录略》按语中说妈祖“种种奇迹”及“褒赠”，早在宋元时期就“俱载《灵著录》”。《灵著录略》记载“天妃妈祖，林氏，出自吾族，毓诞湄洲，而神灵赫濯，利国济民”。曾祖统军兵马使林保吉，曾参加高平之战，“乘功而归，遂别业于莆阳之湄屿”。
——摘编自林龙锋，刘福铸《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材料二 传说妈祖受到观音菩萨的超度而成为女神，有预测大海变化的能力，故而成为福建地区民众心目中的保护神。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据南宋刘克庄文集记载，“海贾归来富不赀（同“资”，财），以身殉贸实堪悲。”两宋以来的王朝政权多次因“护海神迹”而将福建地方社会的妈祖信仰纳入到国家礼制秩序当中。
——据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等
材料三 妈祖信仰起源于北宋时期的福建莆田湄洲岛，大陆移民将其传入台湾后，在岛内各地进行了广泛传播，初步形成“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台湾分灵庙的三层关系网络”，奠定两岸妈祖信仰的谱系结构。
——游红霞《妈祖信仰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机制》
材料四 妈祖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古代海上贸易，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二是福建、广东等地去海外的移民传播。三是当地华侨华人团体的积极推动。据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中的资料统计，总共159座天后宫会馆，其中闽商所建占105所，分布在广东、广西、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安徽等地。资料显示，全球有妈祖庙数千座，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信众超3亿人。
——摘编自林明太《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中的史料探究妈祖信仰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妈祖信仰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传播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