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梅岭(大庾岭)驿道的开凿，赣江成为南北航运的必经要道，促进了江西地区商业发展。两宋时期，商品由粮食扩大到茶叶、药材、纸张、竹木等，范围由运河地区扩大到西南边陲、东南沿海。明清时期，江西商人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均超过前代。形成了樟树、景德、吴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镇，江右商帮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西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往昔繁华的“日市辐辏之地”变成“里巷萧条，商贩斯绝”。
—摘编自贺三宝《江右商帮兴衰与赣商重塑》等
材料二 江右商帮应时而起并逐步发展，但其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500余年中，多数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小本经营，从事着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据统计，其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
—摘编自谢力军《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
(1)根据材料一，对宋朝以来江西商业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并简述依据。(2)根据材料二，概括江右商帮发展中的局限性。对新时代赣商的发展，请提出合理化建议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材料三 为了方便规划全国时间，1918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该划分之下，有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两个时区。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本的中原时间也调整为陇蜀时区。1949年10月7日，中国采用东八区时的“北京时间”诞生。11月1日，北京时间正式在官方场合使用，从此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钟鼓楼演变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中叶后，促进西式钟楼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时间规划的认识。
材料一 宋太宗时市舶司所收犀象、香药等舶货，“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一岁果得三十万缗，自是岁有增羡，至五十万缗”。宋仁宗天圣以来，犀象等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至皇祐中总入为“五十三万有余”，宋英宗“治平中又增十万”。到南宋绍兴年间，市舶司的“抽解与和买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因此，在宋政府特别是南宋政府财政中占有相应的比重，“大率盐铁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矾杂收又居其一焉”。
——摘编自漆侠著《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1870年贸易总值为12 067．7万海关两，1911年则增为其7倍。1870年以后贸易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中外间设立电报，尤为重要。此外，1870—1892年的22年间，贸易总值增加近一倍，1892—1911年贸易总值则增近三倍，后一时期贸易值所以增加较为快速，关键因素之一是1890年到1911年间修筑了很多铁路，如中东、胶济、芦汉、北宁、沪宁、广九、津浦等线。其次，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东北开放对外贸易，1902—1911年，东北共有10处口岸开放，并开始有大豆出口。——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50年4月签订的中苏两国贸易协定和苏联向中国贷款的协定，立即使1950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第三上升为第一。其后，中国又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封锁”“禁运”，中国大陆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更快。——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晚清时期和新中国初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古代的佣书
材料一 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人抄写书籍以接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抄书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理应得到报酬，但佣书者也会遇到迟付酬金和欠薪的现象。敦煌遗书中就有好几则经生书手在卷子末尾写下的对雇主欠薪的报怨：“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魏书·刘芳传》记载：“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北齐书·张景仁传》载，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这些人或因佣书而知名，或因字写得好，而得以担当抄参加工作。
三国东吴的阚泽，在佣书中“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北宋苏轼在谪居湖北黄冈时，以抄书为“日课”，仅《汉书》就抄了三遍，起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次则两个字、到后来则一个字，将书的内容烂熟于心。以至于友人举题一字，“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明清两代，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四库令书》，就因卷帙浩繁，雕版、排字、印刷不易而采用车工誊抄。其中《永乐大典》的抄书手就达2669人，《四库全书》的抄书手也达3826名。据说《四库全书》的抄手每人每天要抄写1000字，每年要抄写33万字，五年限抄180万字。这些皇皇巨著渗透了众多抄书者的辛勤劳动。
——摘编自李明君《简论中国古代的“佣书”职业》
材料二 至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发展，版本书籍迅速增加并逐渐成为书籍传播的主要手段。但佣书业并非一蹶不振，而是依然兴旺，民间的文字往来、官私交书，大量需要专业的佣书。宋代佣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代笔业务，即为顾客提供以应用文为主的各类文章、文字服务。宋代佣书创办有专业办理、代写涉官文书的商业店铺，这就是“写状钞书铺户”、简稿书铺。书铺的主要业务是涉官文书，包括代写上书文学、供词、诉讼状于、填写税钞，办理公证文书，为举人、官员承办各类文书等。正因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书铺遍及全国各州县，而且官府对此类业务有着严格的审批和管理。政府如礼部、刑部、吏部的某些职能“外包”与书铺代理，使书铺佣书成为国家机器里一个文书方面的编外辅助组。除涉官业务之外，民间社会生活的佣书业务更多。家庭类佣书比较高档，有较为固定的客户。宋代是契约社会，土地自由买卖，租佃发展导致的买卖、租佃土地契约发展，是农村的代表；房地产的发展导致房地产租售契约发展，是城市的代表。广泛存在的契约文书，需要佣书完成，佣书非抄录性的文书业务大量增多。
——摘编自程民生《宋代的佣书》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古代佣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佣书行业的新变化进行阐释。
材料 7世纪初，处于波斯湾、地中海和印度洋交汇处的阿拉伯半岛实现统一，阿拉伯商人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信使。10世纪以降，北方民族的兴起遮断了中原内地通往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中原与大食的陆路贸易已掌握在西夏和辽朝手中。中原地区只好转而走上海洋发展路径。两宋时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更加靠近东南沿海港口，为规模性海外贸易的成长提供了历史机遇。与骆驼商队不同，远洋海舶载重量多在200吨以上，中国海商组建庞大商队，将丝绸、瓷器等大宗出口商品贩运至日本、东南亚、印度西海岸以及东非沿岸等地，逐渐取代阿拉伯人居于主流地位。在海上丝路贸易和国内市场的双重拉动下，宋代手工业和商业迅速扩展，以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体的“城廓户”数量持续上升。至北宋中叶，中国开始步入“农商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游牧、农耕和工商业三种文明同台竞争的共时性结构。
一一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海上丝路贸易勃兴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海上丝路贸易勃兴的影响。
材料一 史料一 宋朝祭祀南海神的歌辞：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民商永赖，坐消寇奸。荐兹嘉觞，弭矣惊澜。
——摘自《宋史·卷一三六·乐志十一》
史料二 顺济王之威灵，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摘自《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二·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
（注：传说彭蠡湖（江西鄱阳湖）有神蛇，称“彭蠡小龙”，宋代诏封为“顺济王”，主要职能是保护长江行船安全）
史料三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的神灵系统中，水上世界的江河湖海自有其神灵体系并有相应规格的祭祀。北宋时，东海神本庙设于山东莱州，南宋时改在浙江明州设东海神本庙祭祀。南海神祭于广州，唐代已封为广利王，宋代四次加封，且开始在国家祭祀体系中把海神与天地宗庙神灵同列。宋代对长江三元水府神加封王爵，赋予保佑航行和祈降雨雪的使命，官民祭祀活动大为频繁。一些原本是地方的护佑神如江南西路的田相公信仰被长江航行者信奉，在浙江会稽县原本是孝女形象的曹娥被赋予保护运河航行职责。宋代新创诸多护佑航行的神灵信仰如浙江嵊县显应庙、杭州顺济庙等，最为著名的是妈祖（圣妃）信仰，由起于福建莆田的民间信仰，因福建商人的传播而扩及沿海各地，被纳入国家祀典，封号从“崇福夫人”到“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不断加封，成为海洋专神。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
(1)指出材料一中的三则史料对研究宋代水上神灵信仰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水上神灵信仰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将过去由“少府”所经营的盐铁收入，划归大司农负责。汉宣帝时，盐官在产盐区，负责招募百姓，分配煮盐的场地和主要煮盐工具，收购产品，经营食盐外运；在非产盐区，则要设仓储存，组织转运。盐的销售，也由官府负责，或设肆专卖，或者通过特许的小盐商进行分销。
——摘译自班固《汉书》
材料二 北宋中期以后，盐的销售逐渐由官府直接专卖的官运官卖制转变为官府间接专卖的引钞盐制，商人凭盐钞购盐运销，钞盐钱悉聚于中央，成为国家重要财政收入。宋室南渡以后，国家更是依赖于钞盐收入，榷货务总收入中，盐的收入占80%以上。
——摘编自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
材料三 明代，官府退出了盐业直接生产经营环节，只成为盐资源的占有者和盐业的管理者，商人垄断各地盐业运销，并且可以世袭罔替，成为盐斤运销者和政府盐课征收的代理人，由原来的普通商人转变为由政府认证的政治性专商，行盐有岸、销盐有界，国家取消市场竞争使其得以垄断经营，即使专商与专商之间，也是纲、引、肩、厘等各地互不侵犯。盐务官吏、官署只负责管理盐斤收放、榷税、缉私等。
——摘编自毕昱文《中国古代盐业国家专卖制发展及启示探析》
(1)分析材料一中汉代实行盐业专营的目的。(2)根据材料二、分析宋代盐业政策的变化。
(3)指出中国古代盐业政策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古代盐业政策发展演变的认识。
材料 2007年，中国水下考古部门和广州打捞局合作，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截至2019年底，船货已提取完毕。沉船长22.15米，宽9.85米，舱深2.7米，属于远洋贸易船。全船用舱壁板进行分隔，共分为15个货舱。船货品类丰富，而以瓷器、铁器为大宗，瓷器以德化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为多见。此外，还有漆木器、金银器、金叶子、银锭、铜钱及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以及动植物残骸、矿石标本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据出土文字材料，该船的年代当在12世纪末。
——摘编自姜波《港口、沉船与贸易品》
(1)材料中的“南海一号”作为史料，可以用来研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海一号”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价值。
材料—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获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材料二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1)根据材料指出中世纪欧洲和两宋城市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造成中世纪欧洲和两宋城市差异的原因，并谈谈对文明多样性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