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摘编自李兰《宋代女性文学成因及价值探析》等

材料二   宋代将女性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风尚盛行。如词作品中描写最多的便是女性，这与宋代歌楼酒肆业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同时，词的婉约性决定了它更多地以“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为描写对象。除此之外，宋代文学中还有较多女性形象塑造的是话本小说。它对市井小民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她们努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独立的人格，其经典形象深入人心。

——编自杜少静《浅析宋代女性与文学之关系及其产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