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统治者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海疆管控，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宋朝完善唐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招诱蕃商来华，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还奖励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官职；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行政管理，再到民间海商都积极参与海洋经济活动，整个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海洋经济意识。明清时期欲利用海洋阻断陆地与海上力量的来往，人为制造沿海的“空心地带”以维系政治统治。依靠远离海洋来坚守疆土抵御外敌，即使海上威胁已消除，政府也始终利用其政治权力优势，压制海洋经济的发展，僵化了秦汉以来的海疆安全意识。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二
| 内容 | 出处 |
| “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 魏源《海国图志》（1852） |
| “至若泰西，诸国夙精格致之学， 创水火机器等法， 而西土 多恃航海贸迁，且军旅战阵亦重水师，于兵船轮船之制，尤属无奇不出，往往为华人耳目心思所未逮。” | 桂林《海防考略》（1873） |
| “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 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 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 及中国前途》（1903）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海洋意识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中英两国地主对商业化经营的态度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中国地主对待商业化经营的态度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史记·蒙恬列传》
材料二 古罗马也曾修筑过“千里长城”。从1世纪到3世纪，罗马人为防备日耳曼人的袭扰，陆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建了一条“防御之墙”，从今天德国的波恩附近直到雷根堡附近，全长584千米。另外，公元117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到不列颠视察后，下令修建长城以抵御凯尔特人，该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历时约六年分段筑成，史称哈德良长城，全长约118千米。
——摘编自马兆锋编著《伟大的古罗马文明》
材料三 清朝入关后，一直没有修缮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边防总兵蔡元上疏朝廷请求修缮，工部等建议康熙帝予以批准。康熙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他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编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欧亚帝国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熙帝对修筑长城的看法。
| A．中外贸易仍有一定发展 | B．外来货币干扰中国商品市场 |
| C．民间贸易冲击清廷统治 | D．闭关自守政策已被朝廷放弃 |
| A．①西域都护府②宣慰司③理藩院 |
| B．①西域都护府②提督四夷馆③宣政院 |
| C．①护乌桓校尉②提督四夷馆③奴儿干都司 |
| D．①北庭都护府②宣慰司③奴儿干都司 |
| A．第一类解释的证据是实施八旗制度、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
| B．第二类解释的证据是动员学者编纂《四库全书》，开科取士 |
| C．第一类学者采取多元主义观点，解释较空疏，不具学术意义 |
| D．第二类学者站在华夏中心主义，立场相对客观，解释较可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