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三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在元皇庆二年所制定的科举条制中，明经被置于科举首位，程朱学派的四书五经传注，被指定为科场的标准答案。由此，程朱理学被正式结合进国家的政教体制之中。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一　盖人心之本体即是明德。私欲障碍则本体丧失。圣贤庸愚,同具此心。苟能致知,皆能明德……良知在人心,无问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材料二　天无可分,地无可割。王者虽为天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

——王夫之《读通鉴论》

材料三　由于历史的局限,王阳明心学毕竟无法承担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但是,在明中叶至明清之际巨大的历史变动和思想嬗递过程中,王阳明心学毕竟高扬了唯心主义式的主体意识,毕竟也曾“震霆启寐,烈耀破迷”,激发过人们“性灵”的火花,吸引过人们“解缆放船,纵横由我”,唤醒了人们去“破块启蒙”。

——摘编自刘辉平《王阳明心学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

材料一：16、17世纪的中国，时当明中叶以后，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社会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变动，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产生有别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出 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

—— 刘志琴《明清之际文化近代化的萌动与夭折》

材料二：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审视启蒙运动。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和追随者对他们所继承的那个世界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试图为更为清晰可靠的理解这些问题奠定充分基础。 总之，启蒙运动乃是在批判与创新的大破大立之中展开。

——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材料一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

材料三   如果说在初创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管理者的“个人魅力”起了相当大作用的话，那么，随着深度市场化和自主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则要求经济管理由过去比较注重政策优惠和“个人魅力”逐步提升为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总之，以深度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作为改革的战略取向，中国经济体制才能更加完善、更具有生命力，才有可能成为当代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体制之一。

——整理自【美】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

材料一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理论，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顾炎武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也强调治学的目的是寻求治理国家拯救社会的根本方法。

——摘编自陈翠芳《中国儒家史论》

材料二   17、18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14世纪末明代开国者对贸易、职业活动、地理迁移强加的严格限制，大大减缓了中国境内贸易的发展。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帝国开始了比前次转型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首次出现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跨区城的贸易也开始包括了主食作物，与其他单位价格较低的项目，如棉花、谷物、豆类、植物油等。

——罗威廉《大清：最后的中华帝国》

材料二   在明清之际学风开始发生变化。人们既不满意“心学”的束书不观，也不满意“理学”偏离实际的空谈义理。作为替代物，一方面，关心社会现实的观念得到复兴；另一方面，回到经典，即经以求道的实证性“经学”倾向也开始出现，成为乾嘉考据学的向导。此外，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学”东渐中国，出现了像利玛窦那样的融会基督教和儒教的杰出人物。

——林甘泉、张海鹏《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一中国历史25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