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一明清君主强调自身合法性的依据，既诉诸于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儒家正名理论，也诉诸于神化君主世袭罔替的血统高贵性和道德完满性。可是，明末吕坤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清初唐甄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直接戳破了君主自我神化的虚伪性。

——摘编自孙邦金《明清儒学对君臣关系与忠君伦理的多元省思》

材料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学术层面人们向西方学习的主动性空前增强。很多西学由日本引入，而引入的内容也从科技转向哲学、社会科学。加之新式学堂的增多，西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儒学与政治绑定关系逐渐出现裂痕。从废除科举制度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儒学丧失了全部的政治保障，知识分子纷纷转型，使儒学的传承中断。

——摘编自于跃《中国近代儒学的式微及反思——以张锡勤先生〈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为中心》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所以“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就君民关系，董仲舒说：“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故君唱而民和，君动而民随；就君臣关系，董仲舒说，臣是受命于君的，所以，“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摘编自丁银高《论董仲舒的王权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对“以君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所不满，明确肯定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君王的天下，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臣”的产生是要与君共治天下的。他把治天下比喻为“曳大木”，臣与君是“共曳木之人也”。`同时强调了“法”对“人治”的有效规范、引导与约束惩罚。

——据鲁敏《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材料一 在明清易代的外部刺激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下，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在明清之际发生了一系列蜕变，出现启蒙思潮。在学理上，明清之际的学者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结合，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君权和民众问题上，黄宗羲从历史发展入手，指出专制制度出现后，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为天下之大害者”；唐甄从人的本质上指出“天子虽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则从国家治理上指出“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摘编自王记录《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

材料二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认为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并于1915年5月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期间，新式知识分子率先以人的资格从封建宗法制社会中自觉起来，冲破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罗网，在带着兴奋和焦躁的救亡图存的时代情绪下，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几乎所有一切关于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科学、民主的种种思想，与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主义，都纷纷被译介过来，共同汇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大潮。

                                   ——摘编自朱鸿召《论新文化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使命担当》

材料一   随着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明中期特别是成、弘以后，社会开始由单一农业社会结构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化。此时文化所呈现的特点是：在传统文化衰落的同时，新的文化因素正在潜滋暗长。嵇文甫在他的《晚明思想史论》中说：“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呈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

材料二   明朝长达277年的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是新旧交替的朝代，具有鲜明的特点。最早对明朝作出评价的是清初的明遗民，他们在病定思痛之后对明朝进行的总结，多着眼于明亡的教训，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致使明史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而清初迭兴文字狱，更进一步压制了对明朝的正面评价。清朝统治者组织的明史编纂工作，贯穿着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彰显清优于明的原则，特别是清圣祖为论证“自古得天下莫如我朝”而发布的“面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

材料三   顾炎武认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就在于仁义是不是丧失。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传统的学说、传统的道德、儒家的仁义是不是丢失了?如果丢失了，明清易代就是亡天下；如果没有丢失，明清易代就不属于亡天下，仍然属于亡国，是易姓改号。

——摘编自方志远《明朝为何说亡就亡》

材料一   所谓“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是指明中叶后，我国社会孕育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社会政治思想。其基本特征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要求开明政治，倡导平等和民主；一反过去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主张工商皆本，重视货币，要求平均土地等；不屑于空谈性理，在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由此形成的一套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中国人自己的启蒙思想理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均有很深的自然科学造诣，在极为丰富的科学思想中，蕴含着启蒙的精神。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就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陈独秀明确提出：“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促成革命力量的成长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必然。恳昧和迷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科学，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赛先生”，通过尊崇自然科学法则，培养科学精神，反对封建礼教、旧思想和旧文化对人性的束缚，主张科技救国。但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有其不足之处，胡适、陈独秀、鲁迅和李大钊等人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等都高人一等，这也导致阳春白雪的理论很难深入劳苦大众，运动也只能流行于精英阶层之中。

——摘编自姚天琪《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人文思想的比较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