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开始传教。然而，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舶来品最初是不感兴趣。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学汉语、用汉姓、穿汉服，读儒家经典，顺应中国习俗，介绍中国人所陌生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人。西学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编自用人员《川学东街对中川文化自信的冲击人儿儿们》

材料二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风俗论》（1756）中。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为首的重农注意者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85年发表的《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改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一   汉民族主义是王夫之思想体系中尤为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忠于割据之主是一人之义；忠于天下之主是一时之义；维护民族利益则是古今通义。若一时之义与古今通义相冲突，应抛弃君臣名分，维护本民族利益。

——摘编自陈仁鹏《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近代嬗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蚕食传统文化的阵地。这种文化侵略行为，使向来有着文化优越感的封建士大夫们尤为反感。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迎合了士大夫们的心声，他用维护“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的文化民族主义来口诛笔伐，以图匡正秩序尊卑。

——摘编自文瑶、潘新辉《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材料三   中国需要一种包含着巨大内在张力的普世民族主义，它必须既是民族的，以便实现国家的动员与组织，应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又应该是超越民族的、打开世界视野，从世界历史意义来理解中国……于是共产主义成为中国达致普世民族主义的必要精神介质，进一步，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努力与民族救亡嵌合在一起。

——摘编自施展《枢纽》

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   明清易代使得蹈虚凿空的晚明学风成为众矢之的，清初学风由玄虚而趋健实，“经世致用”蔚为风尚。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全面反思和追溯明代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对封建君权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设计出了各种“限君”“抑尊”的方案。 他们理直气壮地主张顺应和满足作为自然人的本能要求，反对封建理学家冷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 向无人欲，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基于“保国富民”的诉求，他们对重商主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总之，凭借着王朝更迭的权力真空和较少顾忌的思想言论氛围，他们在痛心疾首之余，发出较多惊世骇俗之论。

——摘编自孔定芳《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与明遗民的诉求》

材料二   19世纪初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体系的封闭性，表现为经世派兴利除弊之法仅从中国“古圣先贤”那里去寻找。他们多有重农抑商倾向，虽对时弊不满，但面对那些“化外诸夷”，仍自诩为天朝上国。 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面临严峻挑战。以魏源为代表的开明经世派没有固守成法，而是审时度势，结果经世致用思想较快地向近代转变。林则徐等人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鉴诸国”“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开始用“五大洲”这个近代的地理概念来认识和说明世界，而不再局限于“九州”“夷夏”的偏见之内。他们力主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来交换西洋的火器船械，并把丝茶作为重要的外销商品，与夷商争利，以求富争利来反抗侵略。到1861年前后，经世致用思想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