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因为中国历代政府严禁人民私自出洋，也严禁外国人从中国口岸掠贩人口，所以无论是中国人民自行出洋做工，还是外国人掳掠华工出洋，都为非法的私下行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侵略者一面继续私下非法掳掠华工，一面谋求掳掠华工正规化、法定化。他们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招募华工及华工权利规定。但外国招募华工并非完全按约办理，亦非如有的论者所言，清政府置华工权利于不顾，而是清政府尚不知外国招募华工及华工遭遇困难之实情。1872年，清政府从“《新报》所载等多方所知古巴地方之华工，其受苦视在秘鲁者略等”。后派陈兰彬等人前往古巴，将调查结果形成文字报告，即《古巴华工调查录》。以此为据，总理衙门最终获得英、法等五国的支持，并于1877年迫使西班牙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十六条，以保护和维护华工在海外的权益。

——摘编自虞和平陈君静《陈兰彬与中国维护出国华工权利的起始》

材料二   近代美国华人移民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等沿海地区，且多为自耕农，几乎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这是19世纪中晚期华人移民的总体形象。华人移民到美国后，多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或技术性不强的工作，很少有人从事与大工业机器生产相关的、对劳动技能要求严格的工作。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对当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四大股东之一利兰·斯坦福在1865年10月10日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报告中说：“（华工）一个阶层，他们安详、平和、耐心、勤劳、节俭，他们（比白人劳工）更谨慎和节俭，因而工资少点也毫无怨言……如果没有华人，要在《国会法案》规定的时间内建成这个宏大的全国性工程的西段，是完全不可能的。”

——摘编自许国林《近代美国华人移民的职业变化》

材料一 唐朝继承发展了历代粮食问题的思想和制度。前期沿用均田制并鼓励开荒，大部分皇帝都能做到“省徭赋，不夺其时”，建立太仓、常平仓等仓廪体系和相应的机构、法规，同时完善灾害救济和扶助。755年，户数由唐初200万增至近900万，扩大了兵源、劳役和税收来源。粮食价格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

——摘编自李维才《唐代粮食问题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71年－1873年，中国进口大米41.6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到1909年－1911年，进口大米猛增至373.2公担，增加约8倍。上海是主要粮食进口地区。上海开埠后，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大米进口量由1913年的0.012万公担上升到1922年的98.08万公担。面粉进口则由1864年的0.63万公担增至1900年16.91万公担。其次，广州开埠后也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口岸，自1912年至1918年，广东每年平均进口大米、面粉等各类粮食8亿斤。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米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

——据汪德平《近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三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粮食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国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升至95%，稳稳的做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十三五”期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用全球9%的耕地满足了占全球近20%人口的粮食需求。

——摘篇自年海峰《1.3万亿斤以上“中国饭碗”稳稳的》

材料一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封闭体系，其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驾于万邦之上，而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部族视为“藩属”或“夷狄”。这些藩属国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得到本朝天子的“册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图式的“华夷秩序”。美籍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来，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国政府在被动应付中寻求主动，从探索性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又经过清末十年基于“外务部”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终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国外交体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国的分裂状态与国际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致使这种近代化的转型还远远不能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