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曾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有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在20世纪初。就影响而言，随着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不遗余力地被引介，各种启蒙刊物的广泛印行，犹如时人所言：即苏已死之国魂而争存世界，“发明民族主义不为功矣。”究其内容而言，此时民族主义思潮业已超越了戊戌志士尚还恪守的“华夷之辩”，矢志以求的不仅仅是传统士大夫的社稷安危和宗庙覆亡，而是明确地揭示了这一思潮作为近代最具统摄力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也就是欲戢列强鹰瞵鹗视之态，以纾华族豆剖瓜分之祸，唯有发挥本民族种种特性，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当以建民族国家为独一无二之义。”
——摘编自胡成《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务的构思》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的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合理，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代表农业文明极致的大清帝国“天朝上国”迷梦。面对接踵而至的内战外乱，举国先进人士形成共识：求存图强乃是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他们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实现工业强国梦想。史学家分析，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90载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 分期 | 时间 | 基本情况 |
| 第一时期 | 1862—1877年 | 官营军工 |
| 第二时期 | 1878—1894年 | 官督商办 |
| 第三时期 | 1895—1902年 | 外人兴业 |
| 第四时期 | 1903—1913年 | 政府提倡 |
| 第五时期 | 1914—1925年 | 民营进展 |
| 第六时期 | 1926—1933年 | 官民合作 |
| 第七时期 | 1934—1949年 | 工业衰落 |
——摘编自曾纯《百年沧桑：中国近代工业破局》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2)根据表格中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提取影响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因素，并具体说明。
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新特点。
(3)综上材料，简析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万里茶道
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中俄之间形成了一条横跨亚欧大陆，长达13000多公里，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被称为“万里茶道”。
它以汉口为起点，经恰克图到达俄国，又从俄国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最初，茶叶贸易的经营者是来自非产茶之省的晋商，他们采运两湖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运至中俄边境口岸，再由俄商贩运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19世纪中叶，中俄茶叶贸易进入鼎盛时期，汉口成为对俄输出砖茶最主要的港口，俄国人依靠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垄断了汉口茶市，相继开办了顺丰、新泰、阜昌和百昌等砖茶厂，实现了茶叶采购、制造、销售和贩运的系列操作。19世纪末期，由于印度茶、锡兰茶的竞争，汉口茶叶港的地位受到威胁，汉口茶市的英国商人转而收购印度茶叶。1905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汉口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政府对华茶进口采取的关税壁垒政策，输俄茶叶贸易日趋衰落，在汉口的几家俄商茶厂相继关停，俄商独占汉口茶市半个多世纪的局面从此结束，长达两个世纪的万里茶道终于淡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刘再起《中俄茶叶之路：繁荣了200年的国际商道》
(1)指出中俄“万里茶道”的主要特点。(2)概括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万里茶道”兴衰的原因。
材料 1901年，李鸿章辞世，梁启超在当年撰成的《李鸿章传》中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1927年由清史馆印行的《清史稿·李鸿章传》评其为人：“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我国大多数学者对李鸿章持否定态度。例如，胡滨对其的定论是，“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刘祚昌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反动头子，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便是近代中国人民种种灾难的历史。”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许多学者对李鸿章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陆方指出：“如果肯定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某些积极作用，也就应该肯定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功绩。当然洋务运动也有镇压人民的一面，李鸿章也有逃脱不了的罪责。”
——摘编自关捷《不同时期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不同时期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对李鸿章评价的因素，并说明评价历史人物应遵循的原则。
材料 文化自觉就是要学会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彻底理解自己的文化，明确文化的长处和弱点，处理当地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从源头上讲，虽然西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末，但大量的东渐则在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宣传、推介西学的思潮与行动肇始于近代；另一方面，近代传统文化重建与转化的初衷与旨归均以民族文化的自强自立为核心。文化自觉理论以其立足民族文化本位、观照“古今中外”、横纵时空的反思意识澄明出民族文化自知自信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近代思想的发生与演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与新视角。也可以说，近代是中国真正意义上文化自觉的思想起点。
——摘编自孙墨、周琳《论中国近代思想的文化自觉理路》
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选取材料的整体或部分，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据充分，史论结合，表述充分）材料一 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它是“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体现。明中后期，党争激烈、阉党把持朝政，社会矛盾激化；“南倭北虏”横行，严重威胁统治稳定。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知识分子认为陈旧的学术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著名思想家王廷相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当时，西方近代技术传入后，传统的“重德轻艺”观念受到冲击，他们便开始关注与富国强兵相关联的“可施于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编自杨绪敏《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材料二 战争中，中国不堪一击，高唱“经世”的知识分子在惨痛之余，不再顽固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转而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与诸夷，“师夷”成为一时潮流。同时，他们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以“求富”为口号，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否定。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后期经世致用之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表现。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明武举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从宋明到清代军事人才培养与选任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郑观应为代表的重商论者将强烈的情感浓缩成“商战”。“论时事者必献商战之策，视振兴商务为当今第一要义”。“商战”思潮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不仅在外贸领域提出了进口替代、出口替代的主张，而且主张“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甲午战争后，列强以《马关条约》取得了在华设厂的权利，这给中国发展工业带来示范效应。重商思想由此逐步变异为“振兴实业”的早期工业化思想。
——摘编自李喜所、李来容《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从编制新中国第一个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就清晰地表现出来，“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成立之初的新中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迅速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做出抉择。新中国选择了政治上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1953年，中央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重工业的发展被摆在了突出而重要的位置上。
——摘编自郑有贵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重商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发展战略确立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一 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他希望通过西方教育，使贫穷、愚昧的中国得以复兴。容闳的主张得到了洋务派官员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两人奏请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留学事宜。留学生派出时并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1872年，容闳任学生监督奉命率首批幼童 30人赴美留学。到 1880年，留学计划突然终止，幼童们被斥为“腹少儒书，德性未坚”、“沾染外洋恶习”，被召回国，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就此夭折。这批留美幼童后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众多的近代知名人物。
——摘编自卫青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材料二 1949年初，侯祥麟与留学生中的一些进步学者，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在一年的时间里，在美国各地发展分会32个，他们定期举行活动，争取广大旅美学生回国。1949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同月1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国家郑重邀请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归国途中在香港发表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以激情的语言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50年代末，由海外回国的留学生多达2500人。
——摘编自熊华源《新中国第一波留学生回国潮》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幼童赴美国留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49年以后留学生回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