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以长江流域为主，遍及多个省区，在列强中位居首位。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境内建筑铁路以达海参眼，并取得东北境内铁路沿线地区内的行政权、警察权和开矿权。这样，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便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德皇威廉二世曾发布命令：“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法国逐渐将西南三省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清政府作出承诺“日后拟在福建省内兴造铁路……当先向日本政府筹商”，主张“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美国三次向英法德日等国申明“门户开放”的主张：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摘编自王云红《势力范围：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行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合兴公司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甬，即宁波）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运动中，还收回另外一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摘编自战逸《清史》
(2)阅读材料二、概括晚清收回利权运动的特点，分析收回利权运动发生的原因和影响。
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败，国人的华夏中心主义心态解体。甲午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包括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也大量输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形成，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当时，“排满”思潮即小民族主义高涨，“排满维新”“排满革命”相继成为民族主义的基本口号。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合族”反帝的大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民族主义完成了由“辛亥型”到“全民性反抗强权”的“五四型”的转型。与此相联系，在近代各类民族主义中，政治民族主义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它以国家政权、政治主权为认同符号，将建立民族国家视为中心内容。革命派、改良派都表达了这一思想。20世纪初政治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较多地与反清、解决内政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民族主义第二波高潮、第三波高潮则主要是与反帝、与抗击外国殖民侵略相结合。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背景。(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近代先进国人践行政治民族主义的重大事件，并分析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
材料一 18世纪的中国以物质技能和经验科学而论，都与欧洲不相上下，尤以伦理道德、政治实践见长于欧洲。中国茶文化雄霸英、法、荷兰，华瓷已随茶文化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欧洲日用器皿的大宗商贸。由茶文化牵动的中国装饰艺术、饮食文化与庭园艺术也在欧洲熠熠生辉。中国的君主政治也曾是法国朝野主张改革的人物追求的楷模。
——摘编自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的由浅入深的被引进中国。以仿造西洋船炮、改铸传统火器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引进与创新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段研究船械的热潮。与此同时，数学、化学、医学等科学也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到20世纪初，清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政策，鼓励发展科技，中国科学家队伍开始形成，许多留学归国的学者们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的思想，其工作成就为国际所公认，这标志着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确立。除此以外，西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等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一些非农地区。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基本情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并概括其意义。
材料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把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定义为“剿夷与抚夷之争”“防日与防俄之争”，认为当时国内已是“兵疲力尽”，无力顾及新疆，更无力经营新疆；把收复新疆归因于“左宗棠运气好”。他盛赞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之不以为然。1944年，萧一山在其《清代史》则更多的是批评李鸿章不该随便放弃新疆，赞扬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见识宏远，议论激昂”。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卢凤阁的《左文襄公征西史略》也都把海防与塞防之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壮举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爱国之举。
20世纪70年代，海防与塞防之争被史学界定性为淮系和湘系集团的利益之争。197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稿》可谓此论的集大成者。在“利益之争”中，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左宗棠也不是爱国者。
1987年杨策发表《论所谓的海防塞防之争》一文，认为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新疆与左宗棠主张立即收复新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主张，其终极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安全。1988年黄顺力发表《重议海塞防之争》，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因防务问题所引起的策略之争（即“策略之争说”）。1990年杨光楣也认为，双方“都具有抵御外侮的意义，出发点都是爱国的”，“它仅仅是一般认识上、策略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此后“策略之争说”逐渐占了上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摘编自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学界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文化自觉就是要学会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彻底理解自己的文化，明确文化的长处和弱点，处理当地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从源头上讲，虽然西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末，但大量的东渐则在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宣传、推介西学的思潮与行动肇始于近代；另一方面，近代传统文化重建与转化的初衷与旨归均以民族文化的自强自立为核心。文化自觉理论以其立足民族文化本位、观照“古今中外”、横纵时空的反思意识澄明出民族文化自知自信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近代思想的发生与演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与新视角。也可以说，近代是中国真正意义上文化自觉的思想起点。
——摘编自孙墨、周琳《论中国近代思想的文化自觉理路》
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选取材料的整体或部分，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据充分，史论结合，表述充分）材料 19世纪90年代末，康有为对于以农立国论调批评道；“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因此力主将中国“定为工国”。他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进而提出：“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变事而已，非变法也。”“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梁启超提出“以工立国”。他还斥保护关税政策是“病国之道”，认为自由贸易乃“天地自然之理”。严复出于经济自由的需要，认为政治民主权利乃其保证与前提。
张謇宣称：“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他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人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工固农、商之枢纽”，“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
对于“依靠国内自筹资金而不必借外债”、“借外债足以引起瓜分”、“让外商赚钱中国吃亏论”、“借外资有回扣损失”等论调，孙中山一一予以了批驳。他还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走出闭关自守的藩篱，以溶入世界性经济之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
——摘编自苏全有《论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嬗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就材料整体或部分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史实充分，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 翻开晚清的书刊，当包天笑、陈冷、林白水、陈少白、于右任等卓然显赫的名字映入眼帘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只是笔名，对于他们的本名，人们却淡忘了；晚清笔名之盛，由此可见一斑。据统计，单是笔名超过几十个的就包括：李叔同（99个）、王韬（38个）、梁启超（38个）等；拥有十几个笔名者，不下40人。其中寄予政治思想的笔名为数众多，且有规律可循，基本延续社会思潮的发展脉络，因而最能反映时代的风貌。
——摘编自程丽红《笔名与时代——晚清报人笔名探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为背景、以救亡图存为主题，自拟一笔名，并作简要说明。（要求：不得使用材料中已提及的笔名，紧扣时代，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清晰）
材料
| 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 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需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但不可转托洋商误买旧船，徒糜巨款。访闻兵船与铁甲船以英国最精，……应拣派明于制造、略知兵事之员……亲赴各厂考究何等船制最为坚致灵捷，并宜于中国水道者，与其议价定造。……如丁汝昌所称，北、东、南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拨轮船十号，合共四十八号，自属不可再少。……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口外；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皆水深数丈，可以停泊。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 |
——摘编自《李鸿章奏筹议海防折》（1875年）
(1)概括《李鸿章奏筹议海防折》中体现的海防主张。(2)《李鸿章奏筹议海防折》中的海防思想是否合理？综合材料，谈谈你的观点并说明理由。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
材料二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思想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从一九一八年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发表文章，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统一起来，接着出版的《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等都采用白话文。同时《新青年》高举反封建大旗，在新闻和出版界得到广泛响应，一时形成了一个宣传新文化的新闻出版阵线。……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引起广泛关注，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它表现了“女性的自觉”。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
材料三 （1978年12月）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李鸿章的思想主张，并结合所学，简析其局限性。
(2)根据材料二、概述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局面”，并结合所学，指出“新局面”所反映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文中“全会”的名称。结合所学，选择改革或开放任一角度，阐述“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是如何实践的。（要求：史实正确，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