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初，随着晚清修律运动的开展，国内出现了学习西方法学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大批青年分赴东西方学习法政，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法学传播的主体力量。
纵观近代法科留学的历史，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874—1895年）法科留学处于初始的无意识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各省都没有有计划的派遣活动，但出现零星自费习法者，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赴欧留学生及在事人员中有少数接触西方法制或接受专门法律教育。第二阶段（1895—1911年）法科留学蓬勃发展，表现为中央提倡，地方响应，法政留学一时成为变法求才的首要途径。各种官费、公费、自费生分赴东西肆习法律、在职官吏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学术、亲贵子弟建习政法以固国本。其中，留日生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三阶段（民国以后），法科留学整体步入平缓发展的轨道，再未出现清末习法的汹涌热潮，留学运动向欧美国家扩展，法科留学呈现出日、美、欧同步发展的趋势。
据有关学者估算，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科留学生大约有4500名留学生归国后多任职于法律院校或司法行政部门，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自清末新政开始，近代中国立宪运动迭起，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独特的历史环境为法学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在工作实践、教学研究中必然地传播法学知识、促进学术生长。
——裴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1)根据材料，概况近代法科留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说明造成法科留学三个阶段变化的原因。
材料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矿业中的巨擘，前身为1878年清政府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为当时所办新式煤矿中成功之代表，但不幸于1900年庚子国变时落入英商之手成为英资煤矿。滦州煤矿为1907年招集民族资本创办，原为试图收回开平而设，但终于在与开平的竞争中失利，为开平所并。1912年二矿实行名义上的联合，称“开滦矿务总局”，实际为英商掌控；1934年进一步合并，正式成为合资煤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本夺去。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交还英商经营。
——摘编自云妍《近代开滦煤矿产出的“Solow余值”分析》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唯物史观评析开滦煤矿的产量趋势。（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在诸侯战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发起了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变革，完成中国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 以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运用为标志，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 传统的贵族分封制逐步被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所取代，“封邦建国”的方式被统一的帝国所取代，社会成员结构从贵族和平民为主体转变为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体。 这种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思想异常活跃，众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各国统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网络人才，优待知识分子，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摘编自张国刚《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问题研究》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外部和内部动乱的双重压力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惯性机制支配下，清王朝的统治权威削弱，组织能力降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传统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被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但中国不是以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而是以一个被侵略国家的身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 然而，由于政局变换，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平稳地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艰难中寻求发展。 在列强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成为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落入了殖民地宗主国的半殖民地。19世纪70年代，以郑观应、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君民共治”和设议院要求，是近代民主化的最初思想酝酿。 有革命派所领导的社会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最终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把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向一个高峰。
——摘编自刘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及这一特征在社会领域的反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
材料一 中国先民使用的最原始的渡水工具有葫芦、皮囊和筏等，后来使用独木舟。至迟到商代，中国造船技术由独木舟过渡到木板船。战国时期，木板船出现了风帆，已开始用铁箍连接船板。秦汉时期，我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有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楼船是汉代最著名的船舰。“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秦汉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等，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又出现了新的飞跃。明代造船工场规模大、分工细，还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等零部件，还有木材等物品的堆放仓库，且造船材料验收、船只修造和交付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摘编自程晓《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兴衰及其启示》
材料二 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倡建甚早，但起步较晚。在鸦片战争时期，在林则徐的倡导下，有识之士集资仿造西船。1861年，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从英国购买兵船的计划。中国花费巨款购买舰队，但控制在英国手里，引起朝野大哗。清政府无奈将该舰队变卖。1862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试造轮船，用蒸汽机为动力的“黄鹄”号试验成功。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分厂造船，使中国近代造船工业有了自己的开端，所造之船，汽炉、船壳两项皆系厂中自造。但是，在清朝当权者中，只讲引进，不讲发展。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清政府把重点放在买船上，连仿造也不干了。
——摘编自戚其章《近代中国造船工业的创建和发展》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近代造船业的特点。
(3)综上，谈谈中国造船业发展对经济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由于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少数青少年展开自发留学。然而,此时的留学未得到政府的认可,也无特别的留学资格要求。19世纪70年代，在李鸿章、容闳、沈葆桢等人的倡导下,国内先后开展了奔向美洲的幼童留学、奔向欧洲的军事留学等运动。此外,清政府对留学生的年龄、外语、专业知识等方面提出了资格要求。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留学的政策,如鼓励官绅出洋、公费与自费并举、废科举、实行留学毕业生选官制度等。
——摘编自李东《中国近代留学资格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材料二 纵观近代的留学教育,从政府的角度讲,留学的宗旨是保持了一贯性的,是为了学习泰西之长技,以图自强。在选派幼童留美之初,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奏章中指出,令学生学习西人长技,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李等人无论是作为政府官员,还是作为洋务派的中坚力量,已经认识到西方人治学求实际,他们的初衷正是通过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技术以期挽救当时中国落后的局面。
——摘编自常晓虹《近代的留学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时期留学事业发展的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留学事业发展的背景。
材料 晚清时期近代军事学堂的设置情况（部分）
| 时间 | 数量 | 军事学堂名称 |
| 19世纪60年代 | 1所 | 福州船政学堂 |
| 19世纪70年代 | 1所 | 天津水师学堂 |
| 19世纪80年代 | 6所 | 北洋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 |
| 19世纪90年代 | 10所 | 直隶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堂等 |
| 20世纪初（1905年之前） | 14所 | 福建武备学堂、北洋测绘学堂等 |
——据甘少杰《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发展趋势，并简析其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清政府的外债可追溯到广东十三行对外商的“行欠”。从1853年起，清政府的外债逐渐发展起来。清政府以“借师助剿”的名义多次向洋商借款，这些借款单笔一般不超过50万两，通常以一年为期，随借随还。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清政府筹划“海防”“塞防”，卷入中法战争等，这些都耗资巨大，清政府只得举借外债。这一阶段比较大额的借款有“西征借款”（1595万两）、两次“轮船招商局借款”（共200万两左右）、四次“广东海防借款”（共500多万两）、“滇桂借款”（100万两）、“福建海防借款”（400万两）、“津沽铁路借款”和“津通铁路借款”两笔外债（共约80万两）以及“三海工程借款”和“内务府借款”（共约170万两）。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清政府先后发起了“上海洋商借款”、“汇丰银款”和“汇丰镑款”三次借款活动。战后又追加了“瑞记借款”和“克萨镑款”两笔军事外债。五次借款总额为41545998.68两，加上利息接近1亿两。为支付《马关条约》要求的赔款和“赎过费”，清政府又发起了“俄法洋款”“英德洋款”“续借英德洋款”三次大借款。据统计，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对日赔款、对外借款本息，再加上作战费用和发行的国内公债，总额近6亿两白银，清政府的财政平衡遭到根本性的破坏，不得不依赖外债度日。外债不但需要支付高额利息，还附带苛刻的政治条件，如以关税、厘金做担保，将海关行政管理权委托给洋人等。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贺雨《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外债与财政》
(1)根据材料一，概括甲午战争前晚清外债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外债“发展起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甲午战争前后的借款所造成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盛行所谓“西学源出中国”说，整个社会视西人为蛮夷。战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政治军事的失败，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失败。少数感觉敏锐的士大夫，在创深痛巨之后，不能不对此产生反思。但守旧士大夫昏聩如初，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久成空谷足音。咸丰一朝（19世纪50年代），李善兰等一批科学家对西学的译介和研究，直接推动了西学观念的深化，并提出“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的主张。咸、同之交（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实为近代初期西学观念演进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和“道在反求”的创见。
——摘编自郑师渠《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
材料二 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注：手工业）和政治结构，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摘编自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士大夫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及其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冯桂芬提出的观点对西学观念的演进产生的影响。
(2)据材料二，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影响的观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试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角度中选取其中一个角度加以说明。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统治者允许私学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的危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教育改革工作的历史意义。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重大决策的认识。
材料一 中世纪时，英国的工业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因此英国君主通过向外国熟练工匠发放“保护令”的方式来加强本国制造业。 17世纪晚期，受洛克财产学说的影响，专利权逐渐被视为一种知识产权。 洛克在《政府论》中写道：“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享有所有权，除此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进行的工作是属于他自己的。”1852年，英国在专利法修改后设立了专利局；1883 年，英国颁布了《专利、设计和商标法案》，使其专利法律制度趋于成熟，并接近于现代模式。
——摘编自张南《英国工业革命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1877年，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包揽沿江沿海承运各省官物的特权，进一步扩大了招商局运输货源。 开平矿务局在兴办时，李鸿章借北洋权势，批准“距唐山 10里内不准他人开采煤矿”；且规定“土窿采出之煤应尽商局(指开平矿务局)照时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1882年，尽管上海织布局还在筹建期中，李鸿章便为它奏准专利的特权，即在 10年内不准华商“另行设局”。
——摘编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三 我国专利法颁布于1984年，在经过7年的实践之后，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专利的保护水平，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与国际接轨，于1992年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WTO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已正式签署并生效；中国加入 WTO指日可待，又在 1994 年 1月1日我国已正式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 为了和上述国际条约相衔接，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0年8月25 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 第二次修订的专利法已于2001年7月1日生效。
——摘编自王连峰《WTO中的知识产权协议与中国专利法的修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英国专利法逐步走向完善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洋务企业“专利”特权的历史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专利法修改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