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全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1894年春）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析郑观应的“议院观”。材料一：商以懋迁（贸易）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
——1894年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二：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康有为《公车上书》
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俱乎？……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
——1898年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
联系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二中康有为的“富国”之法。
| 王韬《法国志略》（1871年） | 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至于斯欤？叛党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存？……古今悖乱之事，固未有甚于此者也。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及，足以亡身。……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 |
| 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1898年） | 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路易十六）特许开议院，至仁也，许平民预议而立宪法，至公也……惜其许行立宪，不尽出己意，而多出于民迫，不刚断于速行，而游移与众议……终则恃外援而出奔，遂激民怒而成大戮…… |
| 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1907年） | 法国大革命，起于前七百八十九年，讫于前八百四年，中更七载，丧乱繁多。虽谋之者有不臧，然一洗旧弊，遂能祛虐政、均利权，卒达改革之首志，其功抑亦赫赫可观哉！……夫法国自十八世纪以降，王族贵族之骄恣暴戾，已非一日，至路易十四即位，益张王权，豪奢既极，又复横挑强邻……布奔氏之失民心，由来有渐……孰谓路易十六之死，非民杀之哉？ |
|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 | 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在法兰西当日之景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 |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张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北必归之公”，“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均摘编自网络
(1)分别概括材料一中孔子与张载关于“大同”的主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大同”思想在20世纪初期的变化，并分别进行评析。
……筑全国铁路，起海陆军而强中国……今何时乎？列国交通竞争、互校优胜劣败之时也。……夫辟地利，开明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凡铁路所到之处，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而达国广土，需之尤迫。
——康有为《清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1898．9）
请简要评析康有为“筑全国铁路”之建议。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共性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大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留学青年生涯规划的特征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书写工整）
历史的镜像：新小说梁启超于1902年创立中国最早的专载小说期刊——《新小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倡导“小说界革命”。《新小说》于1906年停刊，共发行2卷24号。下表为《新小说》的部分作品。
| 项目 | 作品 | 内容 |
| 塑造的主人公形象 | 《新中国》 | 苏汉民：为让国人觉醒、纠正人心而发明了“医心药”和“催醒术” |
| 《黄绣球》 | 黄绣球：受维新思想影响放了足，与丈夫分别开办男女学堂 | |
| 《霍桑探案》 | 霍桑：科学、理性、法制的代言人，“东方福尔摩斯” | |
| 描写的发明 | 《电世界》 | 电犁、电气肥料、电气枪 |
| 《水底渡节》 | 对汽油引擎、四轮汽车、电瓶等新科技名词做出解释 | |
| 《新纪元》 | 潜水艇、日光镜、避电衣、流质电射灯等军事发明 |
◆据悉外务部奉旨电驻日本横滨领事封禁小说报馆，以平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谬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者尚不易入云云。
——天津《大公报》（1903年4月）
◆1917年，钱玄同致函陈独秀时指出：“梁任公实为创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摘编自《陈独秀书信集》
评析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材料一 如表所示为晚清民变（反清民众运动）次数统计。
| 时间 | 民变发生次数 |
| 1836-1845年 | 246次 |
| 1846-1855年 | 933次 |
| 1856一1865年 | 2332大 |
| 1865一1875年 | 909次 |
| 1876-1885年 | 385次 |
| 1886一1895年 | 314次 |
| 1896一1911年 | 635次 |
——摘编自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
材料二 预备立宪开始初期，官制改革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不仅遭到地方督抚的反对，而且还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认为，“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立宪派一般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如预备立宪公会电请“以二年为限”。立宪派的努力在皇权的压制下毫无结果。他们慨叹：“日日言立宪，宪政重要机关之内阁，首与宪政之原则背道而驰。呜呼，其何望矣！”革命派则始终对清廷立宪持反对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纷纷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宪”“伪立宪”，认为所谓的预备立宪“并不是真正立宪，实在拿立宪骗人”；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器做出坚决彻底的批判。
——改编自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材料一所示现象变化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立宪派与革命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看法。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指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评析材料一、二中论点所依据的不同类型史料的具体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组织整理出清朝士大夫各阶层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反应。
